增长、不平等与社会福利：跨国实证

过去几年来，全世界的不平等趋势已成为媒体关注和政策讨论的焦点。从关于Thomas Piketty的研究揭示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重的讨论，到对财富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抗议，不平等问题已成为公众的首要关切和首要发展政策议程。

今年六月举办的政策研究演讲活动的主讲人是世行高级研究顾问Aart Kraay ，他演讲的内容取自其近期撰写的一篇工作论文《增长、不平等与社会福利：跨国实证》【其他合著者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David Dollar）和耶鲁大学的Tatjana Kleineberg】。研究政策演讲是由世行研究局主办的月度活动。

 世行研究局局长Asli Demirguc-Kunt说： “有人对世界各地乃至最保守的地方不断加重的不平等程度表示关切。”在谈及世行减贫和实现共同繁荣两大目标时，她补充说：“世行已表示其关注不平等问题，为此其承诺对每个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底层40%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长情况进行监测。那么，共同繁荣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目标又对应着哪种社会福利功能呢？”

尽管有实证显示不平等程度正在加重，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以相同方式经历着这一趋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达国家平均有80%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不平等状况出现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为70%，新兴市场国家为59%。在一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确实有所加重，例如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和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就是如此。不过，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日本、瑞士和德国等国家保持不变，在巴西等一些国家甚至大幅减轻。

尽管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大讨论涉及许多领域，但Kraay重点讨论了一个问题：不平等趋势对社会福利方面变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Kraay借助各类标准的社会福利功能评价了不平等程度变化相对于平均收入变化而言对社会福利增加的重要性。这一评价方法有两个作用：一是有助于弄清不平等程度变化是大还是小，二是可以明确各种衡量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对处于各个收入分配点上的个体设定的权重有何含义。以中国为例，Kraay阐释了从世行的共同繁荣目标角度看收入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存在何种权衡。所谓共同繁荣，即是指收入分配底层40%人群平均收入的增长。1990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收入总体增幅为6.7%，其中底层40%人群平均收入增幅为1.7%，因此社会福利增幅仍高达5.0%。

借助这一方法，Kraay依据涉及不同时段和多个国家的数据集，进一步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增长的变化对一些主要社会福利功能的相对贡献。此外，Kraay也采用了世行的全球跨国数据和Piketty收集的高收入数据，还借鉴了Francois Bourguignon和Christian Morrison分析1820年至1992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著述。所有这些分析均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各国和各时期社会福利增长的变化主要是由收入平均增长率变化而非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引发的。

Kraay继续阐述了收入增长、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变化与收入不平等初始状况的相对关系。一方面，他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初始不平等状况与随后的收入增长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较高的初始不平等程度与随后的不平等程度减轻相关，同时较低的初始收入与随后较快的收入增长相关。Kraay认为，“这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起初较贫困且更不平等的国家社会福利增速更快。”

Kraay随后分析了其发现的政策含义。他总结道：“不平等程度变化对社会福利变化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各国平均增长绩效差异的影响那么大。在不平等状况重新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谨慎地确保这一重视不以牺牲对收入增长至关重要的政策制度的重视为代价。”

演讲之后的问题讨论探讨了分析不平等状况的其它方法，包括获取机会、医疗服务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以及相关研究的政策含义。在近期发布的《增长、不平等与社会福利：跨国实证》报告基础上，世行研究人员Francisco Ferreira、Christoph Lakner、Maria Ana Lugo和Berk Ozler近期开展了更多研究，对正在进行的这一发展议题讨论作出了贡献。

世行宏观经济和财政管理全球实践局高级局长Marcelo Giugale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他指出，“Piketty和不平等问题研究小组均以某种方式承认如下事实：目前可以获得更多数据，用以估测机会不平等程度而非结果不平等程度，其侧重点不在于公平性，而在于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