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白韫雯 ，一家中国民间环境智库的创始人，曾在国际环保组织和基金会工作多年。我没有宏大的理想，但坚信行动带来改变，并会为自己的小梦想坚持不懈。十年前目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曲折后，我对气候谈判不能更失望，并下定后哥本哈根时代“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于是，两年后，带着在国际机构学到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我参与创办了创绿研究院，一个立足于中国、放眼于全球、参与国内环境公共政策研究、推动国际气候与环境对话的民间环境公益机构。2015年，我在现场亲历了《巴黎协定》的达成，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如今，创绿走入第八年。
是什么激励你早上起床？你的动力是什麽？
我会比较惬意的按时起床。我对每一天的生活怀有期待，因为工作有机会让我每天接触到新事务、学习新知识；办公室里一起共事的同事也很有趣，工作氛围轻松。当然，选一首打鸡血的音乐做闹玲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火星救援》原声带里的音乐是不错的选择。
是什么让你走上这条路？
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为我敞开认识自然的大门，对自然淳朴的热爱与动物界的浓厚兴趣，是我走出校园后毅然选择环保领域的原因。也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从对野生动物制品的非法贸易调查开始的，这份工作也让我意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仅靠环保宣传和科技的应用是不够的，而是要在新的经济体系中创造一种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环境问题涉及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的联系，应对气候变化涉猎领域更是包罗万象，如今，我工作的状态更像回到校园的学生，每天会被专业外的新知识冲击着，学无止境。
去年，我成为一名母亲，更增强了我在这个领域前行的动力。我希望等女儿长大的某一天，我能笃定地告诉她：“妈妈为了你能看到今天的蓝天，曾经努力过。”
对于想要走这条路的年轻女性你有什么建议？
女性在传统的科学和政治领域一直处于边缘，但在环保上却是“开拓者”。《寂静的春天》文字优美但不失科学，讲述了DDT对人与环境的危害，拉开了现代环保的序幕，作者Rachel Carson就是位女性海洋生物学家；还有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博士，深入非洲丛林与黑猩猩相伴三十多年，为保护黑猩猩和了解人类自己做出了卓越贡献。
相比男性，女性与环境有着更直接的联系。传统社会分工里，女性是农业生产主力，参与耕种、粮食生产，是自然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女性也要负责家庭的日常生活，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会直接影响女性的日常生活。种种联系，让女性更了解土地、水、森林，更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更重视保护自然和环境的未来。
女性一直是环保运动的促变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环境意识的萌发到环保运动的蓬勃开展，世界各国的女性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她们进行自然研究，做环境教育，参与游说政府制定环保法律等等。
以上只想说，女性在这个领域是有与生俱来的优势的，一旦拿定主意，就脚踏实地加油干，但也不要忘记劳逸适度、时不时抬头仰望天空。
你有没有喜欢的名言？
我们并非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了子孙的地球。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有哪些？怎样才能解决？
不少社会、环境问题的症结是社会公民意识的缺失。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了，但是公民意识并没有同步发展，公民社会止步不前。民众缺乏对他人、对文化、对环境的尊重和对人性人格的尊重，也正是在这样现实环境中，不断涌现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另外，消费主义的盛行也阻碍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我们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子孙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新发展模式。但无休止的购物狂欢节，网络外卖的便捷，让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左右了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这也势必增加了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克制消费与物质主义，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发展观的范式变革（Paradigm Shift）。现阶段，中国“生态文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如何能让政治决心与理念具体落地生根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你怎么看25年后的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在2009年失败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与2015年成功的巴黎峰会的六年之间，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的立场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一个质疑是否需要有法律约束性的国际框架实施减排转为寻求双边、多边方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坚定拥护者和引领者。中国一直在倡导“生态文明”的概念，未来二十五年，这一概念不仅有可能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更有可能在全球范围的清洁能源转型、交通电气化、低碳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你希望看到哪些变化能够使中国进一步实现性别平等？
现阶段，真正能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政策能做的有限，女性更需要自我的认识与行动。首先从职场的性别平等讨论上形成认知、建立共识。2018年职场性骚扰事件频发，可谓是性别不平等的极端体现。然而，职场性别不平等还有许多看似“温和”的问题，例如，会议发言嘉宾里少见女性身影；媒体报道更多引用男性专家的观点和意见；女性在公司管理层的缺失等等。这类问题并非以暴力形式出现，但会系统性地限制女性在职业上的发展，进而固化社会结构的男权化。反对性骚扰只是一个开始，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诉求不应止步于获得保护，更应主动地增强在职场的话语权和决策影响力，才能让我们更主动、更全面地参与到追求性别平等、重塑权力结构的进程中。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政府应将性别因素纳入经济政策的考量；企业应自上而下将性别平等列为组织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塑造进步的组织文化。在这方面，世行、亚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做法可以学习、借鉴。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妇女，你会用什么词？
希望。 前不久，我刚在马来西亚参加了一个全球化与女性权益的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女性，亲切地互称“姐妹”。参会者都是活跃在亚洲各地区、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推动性别平等、争取女性权益的女权运动者，她们为自己和全球女性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做出努力，释放着自己的精神力量。记得一位姐妹说：“虽然我们还需要170年才能消灭全球经济领域的性别差距，但让女性坐在全球各大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跻身国际政治舞台发挥女性领导力，一定是我们有生之年可期见的。”
*本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未必反映世界银行集团及其员工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