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构建更高效城市”
感谢克洛斯博士、王民大使、巴博士组织了此次宣讲会。正如巴博士所言，《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和世行在过去一年中联合编制。该报告是继两年前国研中心和世行联合编写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之后的又一重要报告。两份报告均应中国政府领导人要求编写。这些年来，国研中心团队成员和世行团队成员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也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对这一关系和友谊感到自豪。
双方的合作为我们汇聚本地专业知识和全球知识提供了独特契机。正如在座的诸位所知，国研中心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卓越智库，具备很强的政策研究能力和决策洞察力。世行能够带来其全球知识，介绍其它国家已奏效和未奏效的措施。随着我们的借款客户国变得愈发成熟且有经验，融合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以及发挥其比较优势将是世行今后采取的策略。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为国际机构开展业务的新方式引领了路径。
接下来，我谈谈中国的城镇化。在座的各位都深谙实际情况。过去三十年来，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约5亿人脱贫，约2.6亿人流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如今，中国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与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相当。突出的一点是，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城镇化的一些常见病，尤其是城镇贫困、失业和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城镇化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全球性现象。例如，英国城镇人口占比从19世纪初的17%提高到90年后的72%。不少国家均经历了“井喷式”城镇化，譬如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上世纪，日本城镇化提速；1960年以后，韩国城镇化也是如此。本世纪头十年，城镇化浪潮转向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在城市居住。预计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超过60%，发达国家将达到令人惊愕的85%。
城镇化趋势明朗，也不可阻挡：世界各国将通过各自路径并以其自身速度实现城镇化。城镇化不会借助行政命令或政策选择而实现。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有效管理城镇化进程，使其国家和人民最大限度地从城镇化受益。这一点也是中国国务院总理2013年11月建议国研中心和世行就城镇化开展研究时的考虑。
城镇化与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城镇化。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采用的增长模式已完成其使命。在此，我主要提三点来印证这一说法。
首先，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已不再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从落后的优势中受益。其次，中国的人口红利——年轻人口与低劳动力成本并存——也在减少，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在这个十年内，有些人认为最早在2016年，更多人将脱离而不是加入劳动力队伍。毋庸置疑，这将会对工资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并将增加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减少后，人们就必须要提高工作效率：生产率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生产率及其孪生姊妹——创新与城镇集群密不可分。
最后，中国也受到了一个首要考虑的制约：气候变化及缓解其影响的必要性。适应全球变暖趋势将限制其对增长方式的选择。早年间，发达国家忽视了气候变化的威胁，将其发展寄托在现在我们知道是不可持续的战略之上。依托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则会制约经济增长。基于这一经验，在成为富裕国家之前，中国必须要转而采用新战略，确保其发展具备可持续性，这不仅对其自身有益，对世界其它国家也将有益。
可持续城镇化是这一新战略的核心。可持续城镇化必须要回应中国城市蔓延问题：中国城市空间增速大大快于城市人口增速。城市蔓延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空气污染及其长期影响已成为市民的一大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大都市，交通拥堵每天都在发生，不仅浪费了能源，也浪费了时间。供水、道路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成本将增至不可持续的水平。高效、可持续的空间开发将成为一大要务。
中国的城镇化也造成了社会代价。城乡人口福利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年轻的劳动适龄人群流入城市，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偏远乡村。如不加以解决，这一差距很有可能变为难以弥合的沟壑。在城市里，在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中间也存在差距，后者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渠道较少。
因此，在形成新的城镇化战略之前，必须要考虑三大因素。城镇经济在生产率和创新方面应实现高效；城镇经济应保障社会公正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和城市内部差异；此外，可持续性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本报告提出的建议改革的政策领域。在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部分改革建议已被中国政府所采纳作为政策宣布。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在政府决策者和研究团队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实际是一种实时的政策建议。
城市效率的真正内容是提高城市密度。不断蔓延的城市集群会产生巨大成本，如道路、供水和污水设施以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成本，也会阻碍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创新。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创新需要研究与生产部门之间加强合作，各经济部门之间加强合作，这样才能做到协同一致，打造出高生产率、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斯德哥尔摩、巴塞罗那和波士顿等城市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所有这些都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密切相关。
中国城市密度不大，这一点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例如，广州要达到首尔的密度，还可以增加4200万人。实际上，中国许多现代化城市的中心区密度较大。但是，以北京为例，三环路以外的地区开始出现蔓延。此类蔓延区正是可以也应该提高密度效率的地区。
精明的密度规划是内城设计的指导方针。以北京的超大街区为例，其宽度有时可达500米。此类街区的存在减少了交通干道的数量，因为其只能允许设置有限的交叉路口，从而导致大范围拥堵。更细密的路网大大便于管理交通。
城市密度增大也意味着为农村用地和农业用地留有更大空间。有关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需要约1.2亿公顷土地用于粮食生产。如果中国城市继续蔓延，就需要在今后14年内把相当于荷兰国土面积的农村用地转为城市用地。这样做显然不具备可持续性，还可能对1.2亿公顷的耕地红线构成威胁。
不平等问题是第二大挑战，而这正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切入点。造成城市蔓延的部分原因在于城市往往通过把农村用地转为城市用地来为其支出筹集资金。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按农业用地价格给农民补偿，把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再按城市用地价格把农业用地卖给开发商，把差价用于为其支出筹集资金。农民感到不满意是情有可原的，他们对提高补偿的要求导致了社会紧张和抗议。因此，中国大部分社会不稳定现象发生在城乡结合部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些地区正是两种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制度相互碰撞的地区。
就中国土地政策而言，我们提议把重点放在农民的土地产权之上，从城乡土地二元制度逐步转向实行统一的土地制度。应从法律上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数量和征地行为。公平公正的征地补偿对处理农民的申诉发挥巨大作用。1990年至2010年间，地方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征用的土地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万亿元。假设这2万亿元以类似于经济总增长率的幅度产生收益，则到目前为止，农户家庭财产总值将超过5万亿元。
不平等是全世界近来热议的一个问题，托马斯·皮凯蒂所著《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在全球的成功发行便印证了这一点。不平等也是中国的一个问题：城市户籍居民能够获得公共服务，但外来人口却被排除在外。这些年来，情况有了一定好转，很多城市努力为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但总体而言，服务可及性仍受到限制。我们在报告中提出，户籍制度应逐步废除，服务应按照常住地而非户籍所在地提供。
可持续城镇化需要解决环境缺陷、空气污染、土地和水资源退化等问题。我们发现，中国有很好的环保法律法规，可以与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媲美。问题在于执行不力、环保部门能力薄弱以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短视观念。目前，这一观念已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对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强调。以往的省市行政区划已不再足以处理跨越行政区划的环境退化问题。例如，北京仅凭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因为主要的污染源在相邻的河北省。
解决上述种种问题所需资金如何筹集？中国的财政制度需要进行全面改革。随着农民土地权利的完善和加强，城市将失去土地出让收入。城市需要新的收入来源。现在是赋权城市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的时候了，比如通过征收不动产税或所得税地方附加费。通过提高机动车许可证费、排污费以及公用设施成本回收费等环境税费，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解决环境问题。
要为基础设施建设筹集长期投资，就要改革城市一级的财政制度。需要引入地方政府筹资工具来降低地方债务水平。应允许财政状况良好的城市发行债券。
效率更高的城市可大大节省投资。从目前趋势看，如不实行改革，中国城市今后十五年的基础设施支出将达5万亿美元。如实行改革，效率更高、密度更大的中国城市可节省基础设施投资约1.4万亿美元，足以用于扩大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以及保障性住房规模，从而应对人口的大量涌入。从扩大城市空间和基础设施规模转向对中国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将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是去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所建议的内容。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