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与实录 2018年4月11日

富与穷:颠覆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1800年以前,几乎人人都很穷,有皇室,有那些大地主,但他们只是极少极少数,几乎人人都生活在贫困中,人人都依靠土地为生。这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当然有些巨大的变化,即,农业。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农业出现之前,大多数人都从事狩猎和采摘。然后,当农业出现后,把粮食生产带给了人民而不是相反,人民不再需要出去寻觅食物,他们知道有地方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

但是,财富是和土地拴在一起的,控制了土地就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困难在于输送任何东西,包括货物、思想、人。输送任何东西都很困难,所以没有多少贸易。所以,运输成本是真正重要的,决定了社会形成的方式。

在17世纪,只有3000艘欧洲船舶驶往亚洲。在18世纪,在此后的100年里,约有6000艘船驶往亚洲,运输任何东西都很困难。

到了1800至1820年,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和蒸汽机。所以,在1820年前后,蒸汽机使运输货物成为可能,而货物运输推动了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也是另一个开始,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狄德莉·麦克劳斯基当时所谈到的,随着工业革命和蒸汽机的出现,开始出现了她所说的大分流,意思是某些地区,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很快富起来。

她谈到创始,即,所谓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资产阶级过去是农民,他们与皇室足够接近,希望像皇室那样生活。所以,她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前身。

现在,从1820年到现在的两百年里,发生的事情是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不是微小的变化,这是巨大的变化,因为1820年之前,人们基本上是在同样的世界里出生和死去。这个世界从他们出生到他们死去没有多大变化。但是从1820年开始,世界开始快速变化。

两个世纪前,美国成年人五分之四从事粮食生产养活家人,现在,一个农民养活300个人。

所以,我讲这些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把人类进步(这就是我们世界银行所从事的发展工作)的演变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众所周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数千年的伟大成功。在1800年前,亚洲和中东的确是大量创新的来源。然后,他常常说,1800年之后的200年对中国不太好,但是当然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快。

再说一遍,在1800年前,记住,几乎人人都很穷。

现在,我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年轻人不一定拥有智能手机,但有机会获得智能手机。到2025年,很多分析人士说,全世界都会有宽带接入。

现在,当你有了宽带,当你能够上网浏览,就会发生两件事。首先,当人们能够上网是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会大大提高。当他们能否上网时,他们就能看到 世界是如何运行的。他们能够看电影、电视节目。生活满意度上升。

但是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他们的收入参考标准也上升了,这实际上是我们世界银行集团研究的课题。他们用来比较自己收入的标准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也必须上升,否则就会引起不满。

现在,技术通过连通每一个人,将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服务,但与此同时,技术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取代一些工作。

Image

现在有许多关于会丧失多少工作的不同预测。有些人会说所有的工作都会丧失掉。

我告诉你们有个人是怎么说的,这个人我很熟,他就是杰出的阿里巴巴公司的创建人马云。他是中国最富有的人,这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马云是这么说的:“你知道,我的祖父活着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他感觉很忙。我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我也感觉很忙。我的孩子会每天工作3小时,每周工作3天,他们也会感觉很忙。”

他说,每种体力劳动的工作都将会被技术所替代。他接着说,每种知识性的工作也将会被取代,或许没有那么快,但终将会被取代。他预言说,每当出现这些破裂时,他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破裂,人工智能和技术的发展方式,有一个大的破裂。而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他的解释是,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会有至少30年的极大困难和动荡。

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应对这些动荡年?我们如何应对这种现象,就是人人都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愿望不断上升呢?他们希望自己得到更多,与此同时,技术有可能取代很多很多工作。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过去是怎样应对不平等问题、怎样应对贫困问题的,这个人,安德鲁·卡内基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叫《财富的福音》,他说:“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身后留下数百万他在有生之年可以支配的财富,他的去世就不配有哭泣,不配有荣誉,不配有颂歌。富有地死去是一种耻辱。”

所以,卡内基帮助另一个人,约翰·洛克菲勒,对金钱有了不同的想法,从此开始了慈善事业。

 “慈善”这个词是在17世纪左右进入英文的,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原意是“对人类之爱”。

请原谅,请允许我回顾一下。

英国议会在1601年通过了《慈善财产用益法》,这是政府首次表示要关心任何特定地区的穷人。

大约与此同时,伊斯兰领袖捐出财产建立大型教育中心。我刚刚和帕蒂德谈到此事,波斯的沙·阿巴斯在皇家清真寺捐建学校,为类似的学院树立了一个样板。

所以有这种慈善传统。但这里的要点是,慈善,即我们考虑如何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传统方式,不再有效了。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当然是阿尔伯特·史怀哲。每当我像现在这样谈到史怀哲,总是自找麻烦,因为人们有充分理由非常仰慕他。但是史怀哲是另一种传统的一部分。他是殖民运动的一员,他也是一名传教士。有一种理念是,将文明带给不文明的民众是像史怀哲这种人的责任。但史怀哲也把自己描述成一位给穷人看病的伟大医生。

我第一次听说他,是因为我1950年代在波士顿参加培训的医院有一位心脏病专家拜访过史怀哲。他回来后写了一份小报告,说他在史怀哲的医院看到的条件绝对令他震惊。他是一名心脏病专家,专门看心率不齐。他说那里有那么多患者有这个毛病,有些事本可以为患者做却没有做。一份小报告,但结果是有一个名叫詹姆斯∙卡梅隆的英国记者,在1953年拜访了史怀哲,下面是他写的关于医院见闻的报道:

 “这所医院令人震惊。我对某些非正统的东西有思想准备,但没有这么明显的肮脏。医生拒绝了所有器械上的进步,达到看起来既迂腐又可怕的地步。病房是简陋的茅屋,没有空气,黑洞洞的,木板床,木制枕头,每个人都和鸡狗混居,没有自来水只有雨水,没有煤气,没有下水道,没有电,除了手术室和留声机。”

卡梅隆接着写道,“我当时说,这所医院是为他而存在,而不是他为医院存在,故意弄得古老而原始,故意弄成周围丛林的一部分,这是他自己创造的背景,显然其哲学意义远多于医学意义。”

部分批评是史怀哲到底想干什么,他很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他谈论这一点,他是很多人的灵感来源。他谈到自己的使命是纠正别人以基督的名义煽动的错误。

但是,我在一个叫作“健康伙伴”的机构工作了30年,我们试图做的恰好是与我们看到史怀哲所做的相反。我们想,“这不是关于我们自己,这是关于出于对他人的基本人性的尊重,尽我们所能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所以,有那么多愿望,有那么多有机会受教育的愿望,保证孩子们不饿肚子的愿望。世界上有那么多愿望,一旦人们能够上网,愿望会继续上升。我们怎么能应对这种情况呢?

Image

这就直接触及我们这个机构的核心。世界银行集团,当时只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个机构,成立于1944年,诞生于二次大战的灰烬之中。我认为,怎么表述好呢?作为一个明智之举,世界领导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在战争结束之前表示,我们必须建立制度,一方面能够带来稳定,因为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发生了货币战争。国家让货币贬值,使尽浑身解数占优势,全球货币状况一团混乱。所以,他们需要给全球体系带来一些稳定。

但是还有,他们考虑应当有一个机构来重建欧洲,这就是世界银行,原名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目的是重建欧洲。

但是,那时发生了一些事情, 1946年,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中宣布了所谓“马歇尔计划”。于是马歇尔计划接过了重建欧洲的任务,世界银行不得不另谋出路。

虽然世界银行的第一笔贷款是给法国的,但从那时以来,世界银行发生了转变,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到了贫困上。

创立原则——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会议开幕式上说,世界银行集团的目标,会议的目标,是创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我在此引用他的话:“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各国人民将能够在和平中实现自身潜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日益享受物质进步的成果,因为机会自由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

现在,他还认为,“繁荣没有固定的限制,它不是一种会因分裂而递减的有限物质。相反,其他国家享受的越多,每个国家自身也会收获更多。”

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我认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没有离此太远。

顺便说一句,除亨利·摩根索财长外,另一位会议召集人是伟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可能是有史以来仅次于亚当·史密斯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次会开得不容易,导致了这个机构的成立。

那么我们做什么呢?在过去70年里,各国缴纳了资本金,给了我们钱。但我们并没有拿了钱又拱手送人。从1962年以来,向世界银行集团总共缴纳了190亿美元,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过和国际金融公司(IFC),我们的私营部门机构。

现在,加上那190亿美元,我们发放了近1万亿美元——超过9000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所以,如果实际创建了一个银行,给他们资金,他们可以利用这笔资金到资本市场筹资,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们得以使资金额达到9000亿美元。

此外,我们还得以将280亿美元直接放入为最贫困国家设立的一个储备账户里。这个计划叫做IDA,国际开发协会。IDA给最贫困国家提供赠款,他们可以在40年内偿还。对,很难借到还款期40年的无息贷款,我们提供这种贷款来帮助国家发展,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

Image

当我第一次走进世界银行,我看到了这个标语:“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问道,为什么这是一个梦想?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目标吗,我们也确实做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争论,这是我们世界银行的做法,我们争论。我们用数据争论,我们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我们用多种不同类型的工具争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在2030年终结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人口。我们还承诺促进共享繁荣,减少不平等。我们觉得有三条路能让我们达到目的。

首先,按照传统,我们一向着眼于经济增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着眼于包容,意思是人人受益,可持续,意思是不破坏地球,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由于每天都有那么多危机影响着世界,流行病、气候变化、难民、脆弱性、冲突、暴力,我们要着眼于加强韧性,抵御世界上那些影响越来越多人的问题的韧性。

最后,第三个支柱是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抵御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冲击的韧性;更多更有效地投资于人。

现在,我们必须改变,因为世界改变了,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Image

在1960年代,可能所有资本流动的70%,所有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的70%,来自官方发展援助,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换句话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统统来自援助机构,美国援助署等机构,以及像我们这种机构,但是,看看这里,降低了多少。

酷,看见了吗?

所以,即使是在199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全部资金的50%是官方发展援助。但从1990年开始下降了,现在不到10%。我们过去对各国发号施令,他们言听计从,因为我们是老大。但是现在,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只占9%。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如何帮助世界上数十亿人,包括今天出生的婴儿、青年、未来的求职者,我们怎样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件事:韧性。这是一位生活在难民营的妇女,有那么多人生活在脆弱境地。世界上有20亿人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到2030年,极端贫困人口的46%或者近一半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我们在把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工作增加一倍,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每年做600到650亿美元的业务。我们意识到600到650亿美元是微不足道的,是杯水车薪。没有资金,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难民危机、流行病、饥荒,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撬动其他资金来源。

例如,在埃博拉恐慌之后,我们那么担心,为什么却迟迟没有反应,所以我们创建了一个保险工具。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了一个保险工具,当埃博拉等疾病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自动拨款,拨款速度将会远远快于埃博拉危机期间向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实际拨款速度。

我们所做的是很直截了当的:我们并不是把钱放在一边或者去找援助机构要钱,而是到资本市场上去说:“谁有兴趣购买债券,三年期债券,风险资本“,意思是如果爆发流行病疫情,你就会失去全部资金,”但是我们每年付你8%。”

有很多人都急于拿到每年8%,我们已经超额认购,现在我们账户上有4.5亿美元,如果爆发疫情可以随时支付。我们必须付出一点代价,但只是总额中极小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采用同样的原则,我们在努力开发饥荒保险。众所周知,饥荒一直在发生,我们总是反应迟钝。我们考虑,“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即刻反应的保险工具,这样我们就能及早发现饥荒,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让它愈演愈烈。”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我们尝试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气候变化活动的最大融资机构。我们致力于此,但同样,没有自有资金我们就做不成。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这才真正是最大的事情。全球经济规模约为78万亿美元,有大约7万亿美元投在负利率的债券上,意思是你把钱存在银行,银行不但不付你利息,你每年还要付给他们资金保管费。  

所以,如果你给他们100美元,到年底时,你只剩下98美元或99美元而不是100美元。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被风险吓怕了,愿意付钱给别人来保管他们的钱,因为这样至少是安全的。         

还有10万亿美元投在收益极低的国债上,另外还有9万亿现金。实际上人们拿着1000欧元的纸币直接放到保险柜里。       

我们感觉我们就是需要这种资金来给世界上每个人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呢?他们收益那么低,我们认为我们能帮他们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同时也给每个人提供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这个理念——这是几内亚证券交易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个,但这是一张很酷的图片,几内亚证券交易所。这个理念是,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是贷款机构,看成是直接干预者,而是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促进者。这个我们对逢人便谈的理念就是发展融资最大化理念。        

我们怎样才能调动那些闲置的数万亿美元来造福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民呢?我们知道私营部门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发展,因为有很多很多双赢的情形。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       

阿丽亚王后国际机场,如果你们去过,是一个很棒的机场。约旦政府来找我们说:“我们需要建机场,想借一笔贷款。然后,如果你们给我们贷款,如果你们给约旦政府贷款,我们的人来运营。”      

我们说:“你们知道,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所以,没拿一分钱贷款,没支付一分钱贷款利息,我们让私营部门全额投资。        

约旦政府仍拥有54%的股份,所以拿54%的利润。在机场建设上没投入一分钱,他们却在过去9年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他们差点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但出色的世界银行员工说:“为什么不试试另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的做事方式,不仅减少国家债务而且给他们回报。这是现在很多人都想做的那种投资。千禧一代将从他们的婴儿潮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约有5万亿美元。我每天听到的都是“我们不想躺在钱上睡觉,我们想这些钱对世界产生影响。”     

所以有一种现象叫“影响投资”,非常重要。人们所说的是,不仅仅是风险与回报,投资的风险是什么,有什么回报。而是风险、回报和影响。如果影响大,我们就愿意承担更多风险,获得较少回报。  

好主意,但是微不足道,相对而言。每年约2000亿美元,同需求相比微不足道。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叫做全球目标,每年需要4万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1400亿美元,加上影响投资2000亿美元,我们距离满足影响投资所需要的4万亿美元还差得很远。     

我们所做的是,我们不说“拿较低的回报”,而是说“这是一个慈善问题”,我们建立的一个制度,我们去非洲国家,帮助他们进行太阳能拍卖各方面的准备。    

同样,我们不投一分钱,只是在技术上帮助他们,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扩大太阳能规模”。“扩大太阳能规模”计划目前在塞内加尔最新数据是达到每度电4.7美分。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我们现在向其他地区推广。        

同样,我们不投一分钱,我们只是帮助构成交易,在构成交易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低价的太阳能。   

但我最担心的危机是人力资本危机。4亿人没有机会获得基本服务,每年有1亿人因高额医药费致贫,世界贫困人口中社会安全网覆盖率只有三分之一。     

在座的各位都有社会安全网的保障,而世界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没有。我认为,这个问题最糟糕的方面是儿童发育迟缓。  

儿童发育迟缓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你的身高低于年龄别身高两个标准偏差,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儿童在出生后第一年能长高25公分,第二年长高12公分。存在一些差异,但世界上每个儿童只要营养充足,都能长这么高。  

所以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埃塞俄比亚有38%的儿童身高不足,我们知道身高不足的儿童学习也差,长大以后收入肯定也不多。换句话说,这些身高不足的儿童的情况是他们的大脑实际上没有形成。        

这是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哈佛大学教授的研究。左边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儿童,右边是一个健康的儿童,金色的是神经轨迹。换句话说,发育迟缓的儿童神经连接较少,所以他们根本就做不好,这个比例是不同寻常的。

Image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值约为30-35%;印度为38%;印度尼西亚为37%;巴基斯坦为45%。

所以,这一部分儿童很可能无法在数字要求更高的未来经济中竞争。    

教育,我们也有很大的问题。2.5亿儿童不会读写。在印度,四分之三的三年级学生不会做两位数减法,印度五年级学生有一半还是不会做两位数减法。

在巴西,15岁学生的技能水平有所提高,但按目前速度,他们在数学方面75年也赶不上发达国家平均分数,语文则要263年。还有2.6亿儿童没有上学。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在儿童上学的国家,我们通过开展的一个项目发现,我们现场有一些美利坚大学毕业的世界银行员工。 

你们在哪里? 

你们瞧,还是有前途的。

我们开展了一项最重要的学习效果研究,叫做“统一学习效果数据库”。我们现在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在你上学期间学到了多少东西。在也门或马拉维,即使上了12年学,受益率却只有在新加坡上学的一半左右。新加坡的学校系统非常出色。如果以新加坡为标准,我们发现,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教育年限损失几乎达到5年。 

所以,教育系统没有发挥作用。问题是如果一开始就发育迟缓,教育系统又没能提供在未来经济中竞争所需要的知识。

我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参与了全球卫生和全球教育工作。我认识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在为艾滋病争取更多资金、为结核病争取更多资金、为疟疾争取更多资金、为教育争取更多资金方面都极为成功,但也造成一种情况,很多国家首脑和财政部长变得有点沾沾自喜,坐等赠款上门,他们的说法是,“如果你们给钱我们就干。但如果没有钱,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花钱,我们必须把钱花在硬件基础设施上,我们必须把钱花在修路和电力上。”这些都是真的,但我们也发现,人力资本或许是他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投资。

 Image

这来自一个关于国家财富的研究,我们叫做国家财富的变迁。昆汀,昆汀在哪儿?         

昆汀∙沃东在美利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他是第一个将人力资本带入国家财富的首席经济学家。人力资本是黑暗的部分,是不是?这就是人力资本。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即使是在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也是整个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果看看人均人力资本和财富,首先可以看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比中等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多很多。     

但是再看看人力资本比例,看看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要想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迎头赶上还有多大距离。

Image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策。让我担心的是,那么多国家都坐等赠款上门,在投资于人及其健康和教育方面没有紧迫感。所以我们将会推出一个排名。

排名很有争议,但我们知道排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对国家、对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国进行排名,我们将研究存活率,研究质量调整的教育年限,不仅仅是教育年限。我们将利用我们在世行开发的数据库,我们只对那些有实际学习效果的教育年限给分。       

如果看两个健康指标,成人存活率和儿童发育迟缓率,就能把健康对整个人力资本的影响带入公式。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排名,我们将会提出一个生产率数字。如果你们有兴趣详细了解,我后面还可以多谈些。我们将会宣布,我们将在世行年会上公布这个排名,肯定会有很大争议。

很多很多领导人会跟我生气,特别是那些排名低于他们总是对其抱有优越感的国家。  

但是,根据我们对全球营商环境排名的体会,除非进行排名,否则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做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报告,说明投资健康和教育很重要,但这些研究报告并未带来我们所需要的反应。   

现在,是否有可能做些什么呢?绝对有。

这是秘鲁,我们发现,我在秘鲁工作了很多年,在秘鲁,年复一年,我们试图降低儿童发育迟缓率,但从未成功。最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世界银行拿了一些在别处没用上的钱,投入一个试图降低儿童发育迟缓率的国家项目,在7年里发育迟缓率降低了一半。        

我们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们要向所有客户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不是要用这个排名来谴责你。我们试图引起你的重视,然后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提高名次,因为事实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们的人民可能就无法在未来的经济中竞争。 

现在我要结束了,天啊,好吧,我们会后还有更多时间。我想谈谈,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我跟你们谈的发展史,我真正确实感到,特别是你们今天看到那么多争议,我想作为人类必须有一种新的活动方式。     

你们知道,当我说200年前几乎每个人都很穷,50年前当我还是年轻人时,54年前我还住在韩国,有一种认识是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会永远贫困下去,你们知道有句话,“贫困永远与你相伴”。

有大量文献关于发达国家和像世界银行之类机构如何考虑他们对穷人的使命,创作了巨量的文献  

当我做人类学研究生时读了那些关于我的祖国韩国的历史描述,我没有认识到他们写的是什么。

我在研究生院读了一本书,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之一,这本书叫《东方主义》,作者是爱德华∙萨伊德。

有人知道这本书吗?

我必须告诉你们,在中东,甚至在亚洲,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读过这本书。

因为萨伊德说,萨伊德提出一个论点:当你读到关于东方的描述,对于他来说,指的是中东,波斯,中东国家,但一直延伸到日本和东亚。他说,当你读到关于这些国家的描述,你读的并不真是这些国家,你读的是作者的看法,因为作者用他们对这些国家的描述用于其它目的而非谦卑的描述。

他写道,“在其他人和其他时代的知识之间有一种差异,这是一种理解、感情、认真研究和为分析而分析的结果。另一方面,知识,如果是知识的话,只是自我肯定、交战甚至彻头彻尾的战争的整体运动的一部分。”

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建议,我感觉我又回到了教授身份,我向你们建议,做民族志的人类学使命,真正尝试从他人的角度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和我跟你们谈到的所有技术问题同样重要。这是一个基本上我们都需要看到的变化。

归根结底,这些孩子想有机会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 我想,你们知道,回到我1963年生活在韩国的时候,这是韩国在1963年的样子,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加纳、索马里、肯尼亚还低。

世界银行说:“韩国这么穷,他们这么落后,我们不给他们贷款,因为他们永远也还不起。”他们担心的是这个,当然,但这就是他们的话。

去年我在坦桑尼亚,我在这个教室里,我喜欢问小孩子,“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两个孩子举起手说:“我想当世界银行行长。”

 Image

就像你们一样,我自己和老师们都笑了。但是我说,我阻止了他们,我说:“1963年,如果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乔治∙戴维∙伍兹访问韩国,他有可能访问韩国看看他们是否符合贷款资格,那么,”如果他访问韩国,如果他访问我的幼儿园,我怀疑他会看到,我怀疑他会想到,他的一个继任者正坐在那间教室里。 ” 

所以,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够实际为人人创造机会均等吗?我会说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大约多少年前,55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6月来到美利坚大学做毕业演讲,在那个毕业演讲中,他说:

 “从来没有什么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是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人类的理性和品格曾经解决过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它们能再次这样。

他谈的是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更大。我们能够给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儿童一个平等的机会成为他们所希望成为的人吗?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真心相信,每个儿童都应有这个机会。除非我们使用金融工具达此目的,否则我们不会成功。但是,这将是你们的问题,因为非洲和中东的青年人雄心受挫距离你们并不遥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相互联系如此紧密,你们将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前途,以及你们自己的前途。

非常感谢。

 

Api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