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与实录 2018年10月2日

人力资本与技术:构建新的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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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挑战

我很荣幸与Tessier-Lavigne校长和舒尔茨国务卿一起,他们数十年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银行集团。当然,我也非常荣幸能与赖斯国务卿一起。两位前国务卿来听一个演讲,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他们在场使我感到谦卑。

我的英雄马丁∙路德∙金博士1967年4月在斯坦福大学谈到贫困问题,那是一个颠覆性的时代。上世纪60年代在美洲和全世界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他说:“(当下的斗争)要艰难得多,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为真正的平等而战。整合一个午餐柜台要比保障基本收入和好的、稳定的工作容易得多。”

对基本收入和稳定工作的担忧是我们在世界银行集团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给最贫困、最弱势的人群提供机会?技术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什么作用?

技术可以帮助应对全球在当下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挑战,但也带来新的风险——从网络安全到数据隐私。我们把理解颠覆性技术和向硅谷等地学习当作一项中心要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来斯坦福的原因。

如果你走进世界银行集团的前门,你会看到一个标语:“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这是我的朋友、前世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放上去的。当我在2012年7月走进世行大门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只是一个梦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定一个消除贫困的目标?”

在三个月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出这个目标应该是什么样的,于是我们制定出第一个大目标:“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我们又制定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目标:“促进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

然后我们必须要决定,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怎样消除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我们提出三条路径。

第一,发展经济,这或许是世界银行集团最众所周知的工作。我们希望实现公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加强抗击气候变化的韧性、抗击流行病的韧性、解决移民问题的韧性和个人的韧性,包括社会保护。

第三,投资于人。我们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健康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远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大得多。

而且,技术处在所有这些的中心。技术对于帮助我们在这三条战线推进能起什么作用呢?

当下的贫困

我想给你们描述一下世界的贫困状况:7.36亿人仍陷于极端贫困——即,日均生活费低于1.9美元。但25%的人口日均生活费低于3.2美元,这是很多国家的贫困限度或指数。几乎世界人口的半数日均生活费低于5.5美元。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在我们的合作伙伴盖普曼德基金会的帮助下,我们采访了一些生活在这些收入水平的家庭。我举三个家庭为例。

第一家是Alimata一家。他们住在布基纳法索的中心地区,35岁的Guebre卖衣服,他22岁的妻子Yoni卖面包。这对夫妇每周工作约103小时。他们和两个孩子住在自建的一居室里,房子里没有电,也没有厕所。几乎全部的家庭收入百分之百花在了吃饭上,几乎存不下钱。

Guebre和Yoni每周花三个半小时从附近的水源取水。他们用木炭和木材烧火做饭。他们从未度过假。如果有钱,他们计划下一步要购买的是衣服。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买一辆摩托车,这会彻底改变他们的收入前景。

下面是日均生活费低于3.2美元的生活状况。Kalu Ram和Kherun Nisha住在印度的斋浦尔,他们开了一个小店卖kachori,是一种辛辣的油炸小吃。他们从国际金融公司的客户Equitas银行那里借了一笔贷款用于开店,开店后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这个收入水平的家庭有石头或砖砌的房子,他们可能有电和自来水。在这个收入水平,人们可以买得起凉鞋,可能有一个炉灶。他们可能拥有一部手机,可能还有一台小电视机。

在拍摄这张照片时,我们问Kalu和Kherun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想要为孩子买一辆自行车。因此,除了生存之外,他们认为给孩子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是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下面是日均生活费不足5.5美元的生活状况。Poma一家住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地区,43岁的胡安是个木匠,他和他的妻子Eulogia有五个孩子。

这家人住在一个建在陡坡上的两居室房子里,但他们享受窗外的美景和拥有住房的安全感。

电力情况稳定,他们用天然气炉灶做饭。这家人用胡安80%的收入购买食物。院子里有安全饮用水和厕所。

胡安从来没有度过假,但他到过玻利维亚边境。他最喜欢的财产是电视机。不久以后,他想为自家的房屋添置更好的墙壁,他的梦想是拥有一台冰箱。

这三个家庭代表着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的生活。

愿望上升,全球性挑战

除了这种贫困状况外,我在所到之处几乎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打着智能手机和上网的人。

有些人预测,到2025年,地球上80亿人口都将会有宽带接入。他们即使自己没有智能手机,可能也有机会使用智能手机。在世界银行,我们研究了这对我们的两大目标意味着什么。

当您有机会使用宽带时,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对生活的满意度上升。你可以与人交流。 在一些国家,即使是像肯尼亚这样的贫困国家,你也可以汇款和收款。

另一件事是你的参照收入——即,用于比较自己收入的标准——提高了。 我们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如果某人的参照收入增加了10%,他自己的收入必须增加5%才能达到相同的满意度。

但是,当我们关注收入分配中的底层40%人口时,如果他们的参照收入增加10%,他们自己的收入必须提高20%才能保持相同的满意度。

这种现象无处不在。 愿望不断上升——这是一件好事。 我出生在韩国,当时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我的家人能够利用这么多的机会。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抱有很高的愿望,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他们。

但是,要想为每个人提供机会,还面临许多挑战。气候变化就是其中之一。没有哪一位非洲领导人不会告诉你,气候变化的靴子就踩在他们的脖子上。最近的干旱和洪水事件说明了情况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

这里有一些事实: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7年是自1880年以来全球第二最热年份。有记录的19个最热年份中有18个发生在2000年之后。海平面以2000年来有记录的最快速度上升。

北极的变暖速度是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变暖速度的两倍。2017年,北极海冰连续第三年创下历史新低。

无论您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对付它,特别是在最贫困的国家。

其他因素影响了我们开展工作的能力。脆弱性和冲突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全球范围内,脆弱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010年的4.39亿增加到今天的20多亿。

脆弱和冲突产生的条件与饥荒高度相关。今天,有1.24亿人生活在粮食无保障的危机水平。在饥荒的情况下,儿童死亡率上升了约60%。 五岁以下儿童的平均身高——发育迟缓的衡量指标——下降了两公分,在校时间每年下降约50%。

利用技术的力量应对全球挑战

在世界银行集团,我们正试图通过创新型金融和技术寻找应对这些全球挑战的解决之道。

气候

一个例子是电池储能。在过去几年中,太阳能发电价格急剧下降。在我2012年7月加入世界银行集团时,我们很兴奋我们实现了太阳能发电成本每千瓦时13美分,不包括存储费用。然而,今年的成本仅为每千瓦时2美分。但现在这就是问题所在:当阳光明媚时,人们就有电。不出太阳时,他们就没电,除非他们有电池储能。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需要全天候的电力供应。孩子们要学习,家人做饭要有照明。

我们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为什么电池成本不下降?为什么没有更多国家购买电池用于全天24小时供电?回答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需求。

所以,上周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宣布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亿美元发展电池储能,再另外动员40亿美元——10亿美元来自各种气候相关基金,约30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投资。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将有50亿美元用于增加需求,并制定激励机制降低电池技术的价格。国际金融公司已经支持那些最近显示出有能力将电池储能成本从每小时300美元降到每小时100美元的公司,这绝对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当成本降到每千瓦100美元时,这意味着有了电池储能,我们就可以获得每千瓦时5美分左右的太阳能。

我们正在利用我们的资金在市场上建立激励机制,以便能够继续降低储能成本,为所有人提供清洁能源。

饥荒

如何利用技术应对发展危机的另一个范例是世行与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最近宣布开发一种人工智能模型,帮助预测饥荒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饥荒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直到为时已晚。这种模型的威力在于它能在上游为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提供资金,首先是预防饥荒发生。

这是我们在2014年西非埃博拉危机期间遇到的相同的问题。随着危机的展开,没有人提供任何资金。疫情发生八个月后,国际社会仍未作出回应。如果埃博拉蔓延到卡拉奇或德里等地,可能就会出现疫情失控。正是在那时,世界银行首次捐出4亿美元防止埃博拉病毒传播。

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找到更早拨付资金的方法。因此,我们与瑞士最保险公司和慕尼黑最保险公司等伙伴机构合作,创建了流行病保险机制。这个新机制在最近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爆发时发挥了作用,当时我们从这个工具中拨付了1500万美元,在早期阶段帮助阻止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机遇最大化与化解风险

技术在帮助应对全球挑战的同时,也扰乱了产业和工作岗位。

对于机器会抢走工作的担心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卡尔∙马克思1867年在《资本论》中说:

 “劳动工具,当它采用机器的形式时,立即成为工人本身的竞争对手。”

例如,卢德分子、英国纺织工人在1811年至1816年期间通过破坏织布机来抗议自动化。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E.P.汤普森曾写道:“卢德主义是一种准造反运动,不断颤抖在不可告人的革命目标的边缘。”

在拥有世界上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服装产业之一的孟加拉国,工厂主正在购买一种叫做“sew-bots”的缝纫机器人。亚特兰大一家生产这种机器的创业公司声称,一个缝纫机器人可以在22秒内缝制一件T恤,比孟加拉国工人的缝纫速度快一倍左右,而且最终成本更低。

如果自动化接手了服装业,那工人去干什么呢? 他们该如何养家糊口呢?在这个经济机会不确定和技术快速变化的世界,他们该如何前行呢?如果愿望上升却没有机会,我们会看到起义吗?

在很多方面,阿拉伯之春都与这个问题有关。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青年在突尼斯的解放广场和其他国家发起的。这些青年受过大学教育,但就业前景黯淡。我们会看到类似的运动卷土重来吗?我很担心,因为我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看到类似的趋势。

事实证明,对工作岗位流失的预测极其不可靠。但我们知道某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自2001年以来,在新兴经济体中,需要强化认知和社会行为技能的职位比例从19%增加到23%,在发达经济体中从33%增加到41%。

在所有地区,对可转移的高阶认知技能的需求都在增长,诸如逻辑、批判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和推理等技能。印度有400万名应用程序开发员,中国有10万名数据标注员。数据标注员拿到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数据组织,为计算机使用做好准备。这项工作需要很强的语言技能——能用最多12个单词以一种区别于其他数据项的方式描述一个数据项,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在类别内和跨类别关联一个数据项的能力。 这项工作在2014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长期以来,发展中的标准思想是,各国都会经历工业化的各个正常阶段——从农业到轻工制造,再到重工业。 当然,韩国经历过这些阶段。很多东亚和南亚国家正在经历这些阶段。然而,这条路径今天可能已不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敞开。

在颠覆性时代实现两大目标的三条路径

鉴于技术颠覆了传统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各国在未来的经济中竞争:

  1. 加速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包括建立数字经济的基础,以帮助各国未来的竞争。
  2. 加强抵御全球冲击和威胁的韧性,包括建立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和专注于帮助贫困人口的社会保护计划。
  3. 更多、更有效的投资于人,使他们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1.     建设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

首先,建设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首先是基础设施,没有一项基础设施投资比确保人人都有宽带更重要。世界银行集团正在吸引私营部门资本,以实现可负担得起的可靠的宽带基础设施。

例如,在2009年之前,东非占世界国际带宽容量的0.07%。那一年,我们联合公共和私人合作伙伴共同铺设了一条海底光缆,将东非与全球光纤网络连通。后来,我们把光纤铺到中非,将西非和欧洲连通。宽带成本下降了90%,加上后来的电缆,容量不断增加,开始是数千兆比特,现在已达到数兆兆比特。

但我们也知道,宽带只是国家建设数字经济必需的基础之一。我们的“非洲数字经济倡议”还在东非和西非推出金融服务、数字支付系统和技能培训计划。我们还将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可靠的能源、。

由于愿望上升如此之快,单靠援助不可能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已大幅增加。但是现在,由于到处的愿望都在上升,有多少官方发展援助都不够。因此,我们专注于调动最大的资金来源。

目前,负利率债券的投资超过6万亿美元,低收益政府证券10万亿美元,还有9万亿美元闲置资金在等待更好的投资和更高的回报。 如果我们能够动员这些资金并将其引导到发展中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宽带建设,就不需要使用政府资金。这会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2.     培育韧性社会

第二,我们需要通过社会保护来培育韧性社会。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90%的劳动者都在从事非正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不在有福利的公司工作。鉴于就业和技能的性质不断变化,如果经济遭遇其他冲击,我们如何保护那些与正式工作无关的人呢?当我们考虑自动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技术实际上可以扩大社会保护计划和现金转移支付的影响面,我们知道这一战略可以提高正规和非正规工人的生产力和韧性。例如,印度的“Aadhaar”计划(国家身份证计划)使用最先进的生物识别技术,使穷人更容易证明自己的身份,数十个社会计划更容易验证受益人。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减少欺诈节约了数十亿美元,节约的资金额超过了计划的成本。我们还看到,在六年内,普惠金融覆盖率从35%上升到80%,其中女性和贫困人口的收益最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Aadhaar”推动的。

技术扩大社会保护范围的另一个例子,是黎巴嫩使用电子智能卡帮助国内的12.5万个叙利亚难民家庭。这种智能卡运作得非常好,以致于我们也加入进来帮助将发放范围扩大到黎巴嫩的贫困人口。现在,这些经济体正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使用智能卡。

3.     投资于人

除非我们对人进行更多和更有效的投资,否则这些努力都不重要。我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指出,我们需要把更多的钱投入健康和教育。钱是投了,但后来各国领导人、特别是国家元首和财政部长们开始认定健康和教育是捐助机构的责任,从而导致这些关键领域投资明显不足。我们需要找到改变激励机制的办法。我们怎样才能向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相信他们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呢?

全球出现儿童发育迟缓危机,意思就是五岁以下儿童的身高比同年龄参照人群低两个标准差。

哈佛医学院的查尔斯·尼尔森教授在一项研究中所做的脑部扫描证实,儿童发育迟缓对神经元发育有影响。在出生后头一千天内,发育迟缓的孩子的神经元连接发育较少,这个时间段对于建立他们的人力资本十分重要。

发育迟缓的儿童比例之高令人震惊:巴基斯坦为45%; 印度38%; 印度尼西亚36%。这是一次医疗紧急情况。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将无法在新经济中竞争。

解决童年发育迟缓问题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们分析了来自印尼的纵向数据,发现1993年发育迟缓的儿童在2014年和2015年表现出较低的认知功能。成人的身高和认知能力偏低与他们的收入偏低有直接关系。2014年,一个在1993年发育不良的人月工资比发育正常的人低12%。

“发育迟缓的惩罚”占GDP的10.5%。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一个劳动者在童年时发育不良,印尼的人均收入会比现在高10.5%。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发育迟缓率为GDP的7%;非洲为GDP的9%。

我们也知道教育系统发展滞后。发展中国家一半的小学生仍未达到阅读、写作和基础数学的最低水平; 2.64亿儿童没有上学。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七个国家(占非洲大陆人口40%左右)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教师没有掌握他们所教授的四年级语言课程内容。在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多哥,有一半的教师没有掌握他们所教授的课程内容。这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平均而言,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会使终身收入增加9%,对女童的回报率更高。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各国更多和更有效地投资于他们的人民呢?我们决定做一个“人力资本指数”,这个指数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对国家进行排名。世界银行发布排名时总会引起争议。但我们希望各国都能开始讨论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质量。

我们衡量基本的方面:

  • 存活:今天出生的儿童能活到上学年龄吗?
  • 学校:他们会完成多少学业,学到多少知识?
  • 健康:他们从学校毕业时会是身体健康、做好了工作准备并拥有终身学习的基础吗?

我们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投入。回顾过去,我们发现人力投资——改善健康和教育的结果——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随着创新步伐的加快,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关联性将来只会变得更紧密。

为全民设计技术

最后,作为这些路径的基础,私人和公共创新者设计的技术需要有助于为每个人、特别是最贫困人口创造机会均等。

首先是有助于创造就业的技术:孟加拉国通过65万名自由职业者贡献了全球在线劳动力资源库的15%。

淘宝村将个体店主与中国的网上购物市场对接,创造了130多万个就业机会,吸引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我们和领英一起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数据仪表板,它将汇集5.62亿领英用户的见解,帮助政策制定者、公司和个人了解未来的技能和职业。这将有助于政府确定技能需求、扩大产业并制定培训计划来支持技能培养。

数字平台的设计可以用于打破性别鸿沟,促使全球市场系统惠及每个人。我们正在与爱彼迎合作,研究住宅共享对农村社区和女性的影响,农村居民和女性占爱彼迎民宿房东的大部分。旅游业是世界上工作机会最丰富的服务业之一,是一个在当今颠覆性时代有可能成长的行业。我们仍然需要更好地了解如何利用共享经济商业模式来减少不平等。

我们建设的技术能力,需以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群作为其核心架构的组成部分——在每项新创新的DNA上打上人类团结的烙印。

1998年,纽约大学文化评论家Neil Postman在新千年开始时发表了一个关于技术的演讲,他说:“每种技术都有一种理念,它的表达方式是技术如何让人开动脑筋,如何让我们身体力行,如何给世界编码,它放大我们的哪些感官,忽视我们的哪些情感和智力倾向。”

我想向在座的从事技术工作的各位提出一个问题:你的技术理念是什么? 因为技术是有理念的,无论你是否想过。你的技术理念可能就是你要设计的最重要的东西,你需要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 在促进增长方面,无论是在销售额和国家GDP两方面,你的创新会把资本从贫困社区转移到富裕社区吗?
  • 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你的平台是否侵蚀了社会安全网?
  • 以进步的名义,经济和社会的哪些部分会受到干扰?它们对这种干扰的准备程度如何?

在考虑收入或增长之前,问一问,这会有益于贫困人口吗?

在你还没开始跟踪现金生命周期和烧钱率之前,当你走在沙丘路上,寻找你的第一笔创投资金之前,你必须想一想:“这是为谁?谁会受益?”

在您申请专利或在论文中论述你的想法之前,考虑一下你的技术理念,考虑一下怎样能使你的想法带来更多好处,尽可能减少危害。

进步并不是必然的。金博士在斯坦福大学说:“社会进步永远不会自动到来,它是要通过具有献身精神的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实现的。没有这种艰苦努力,时间本身就会成为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始力量的盟友。因此,我们必须帮助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做正确的事情,时机永远是对的。”

这需要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以强烈的紧迫感,为玻利维亚的Poma一家,为印度的Kalu Ram和Kherun Nisha,最重要的是为布基纳法索的Alimata一家以及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7亿多人而奋斗。

世界各地有数十亿这样的家庭。

至少部分是由于硅谷建立的伟大技术,使得他们的愿望不断上升。就像地球上的每个人一样,他们应该得到安全、尊严和成功的机会。

这对我个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1959年出生在韩国,那时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963年世界银行是这么评价韩国的:“如果没有外国援助,韩国将很难为国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他们不愿意给韩国提供低息贷款,因为他们不认为韩国还得起。

但是,当然,韩国不听信这些预测,世界银行也错了。必须乐观地看待每个国家。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道德的选择。

乐观是我的故事的核心。我的父母都是难民,我的父亲是来自北朝鲜的难民,我的母亲是战争难民。在陌生人的善意帮助下,他们来到美国留学。我的父亲进了牙科学校,一位美国陆军牙医带他到纽约学习牙周病专业。我的母亲在高中是优等生,所以美国的一个叫 “P.E.O”的女性团体给了她奖学金来美国留学。那时纽约市只有两百名韩国人,我的父母在那里邂逅并结婚。

问题的关键是,我的父母是1959年来美国的为数不多的韩国人,他们亲眼目睹了在美国生活是什么样,他们是愿望被提高了的少数韩国人。

去年,我在坦桑尼亚访问了一所学校。像往常一样,我问学生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两名学生举手说:“我想当世界银行行长。”

我的员工和老师们都被逗笑了。但是我说:“等一下,假如是在1963年,那时我还是世界上最穷国家的一名学前班学生,假如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乔治∙大卫∙伍兹访问韩国并来到我的学校,我怀疑他会不会想到,他的一位继任者正坐在那间教室里呢。”

我想说的是,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对于坦桑尼亚来说,他们发展落后。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发育不良;他们的教育系统每个学年提供的学习只有世界最好的教育系统的一半左右; 而且最令人清醒的是,韩国和许多其他高收入国家所遵循的发展路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可能对他们已经关闭。

这些学生们最大的希望所在,可能就是你们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的技术。尽力确保你们的技术理念里包括坦桑尼亚的儿童,想想它对最贫穷的人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我们可以利用术的力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使全球市场体系惠及所有人和这个星球。 我们可以让坦桑尼亚的儿童和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最高愿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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