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泊莱蒙（Berlaymont）大厦宫殿般的会场内，欧盟各国财长一直在讨论如何挽救欧盟区以及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财政紧缩。放眼全球，二十国集团财长齐聚墨西哥城，试图通过加强金融体系来挽救世界经济。在纽约召开的联大会议上，与会代表纷纷呼吁出台方案来解决中东地区的暴露问题。在会场之内，他们是否谈及妇女权利了呢？答案很简单：这一问题很少是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
让我们抽出片刻时间想像一下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妇女因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得到认可的世界 -- 当今一个已知的事实是，妇女占全球劳动力的比重为40%；一个所有妇女和女童均能充分地生产生活的世界 -- 当今另一个已知的事实是，很多妇女在生育年龄时就过世了，很多女童在很小时就夭折了；一个人们拥有平等就业机会、公平收入机会以及平等的土地拥有权和财产继承权的世界。
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家中不挣工资的劳动力、耕种小块农田或在小企业和利润较低的行业工作；她们所挣收入总体上要低于男性；她们因普遍的性暴力以及得不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而受苦。
无数研究都揭示了这一点。世界银行的研究已表明，收入越低，妇女和女童的弱势程度就越高。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在提高女童入学率方面的进展滞后。联合国其它机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无数研究也表明，分割现象持续存在，男女在机会和收入方面存在差距。
此类研究的报告被整齐地摆放在我们的书架上。在众多妇女会议或国际论坛上，我们不停地引用这些报告的结论。但是，这些会议上有男性参加吗？有没有男性在听？制定全球性协议了吗？采取行动了吗？有变化了吗？
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所有这些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他们会说，如果将视线跳出身着兰色、灰色和黑色服装的成群男性，是会看到女性的。在哪里？在董事会会议室吗？这一答案只有部分正确。事实是，妇女在大型公司董事会的代表性很低 -- 欧洲约为12%，美洲为10%，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7%，中东和北非地区为3%。在议会？这一答案也只有部分正确。事实是，妇女加入某个政治党派的可能性要远低于男性。即便在2010年，女性部长主管社会工作的可能性是主管经济工作的两倍。
当然， 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同时颁发给艾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莱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和塔瓦库•卡曼(Tawakkol Karman)三人，其获奖理由是“采取非暴力措施，实现妇女安全，为妇女争取充分参与和平建设工作的权利。”女童接受初等教育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更多国家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一些主要国家却不在其中。
因此， 取得的成绩获得了认可，但变化幅度还不够。世界银行认为，性别平等是明智经济学。我们知道其中缘由，其它很多机构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提供清洁饮水、环卫服务和孕产妇保健有助于推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我们知道，赋予妇女土地权利（埃塞俄比亚就是这么做的）有助于缩小男女两性之间的差距；我们从孟加拉国、巴西、科特迪瓦、墨西哥、南非和英国等多个国家了解到，通过增加妇女自身收入或增加转移支付形式增加由妇女掌控的家庭收入的比重，可改变支出方式，进而惠及儿童、社区和整个社会。
有效措施清单很长。我们也知道，需求清单也很长。我们还知道，诸如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未跟上收入增长步伐。过去二十年来，仅有90个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40%或以上，23个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有所上升。发展中国家当家的农村妇女更不太可能获得信贷。在诸如非洲这样的大洲，妇女拥有或使用手机的可能性要低于男性。
因此，在我们举办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之际，让我们考虑如何重塑男女两性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如何改变针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准则”。为此，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世界银行在全球各地区19个国家开展的实地研究得出了若干令人不安的结论，其中的一条结论表明，在妇女日常生活过程中，很多老问题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挑战。
也许更有说服力的一种情况是，对很多妇女而言，要改变现状，仍要寄希望于子孙后代的努力。她们自身做不到这一点，当前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希望自己的女儿或孙女儿能做到了。对于现在就采取行动的妇女，我们表示感谢。一个好的开始是，关于增长、繁荣、金融体系和暴力问题的部分全球性讨论和决策开始考虑全世界被遗忘的50%人口的潜在作用。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把妇女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