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经济恢复速度虽快但不平衡，主要推动因素是信贷驱动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急剧增长的贸易顺差，而私人消费滞后，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恢复较为缓慢。
这种模式反映出中国以公共投资、保护企业和确保快速复工复产为重点的政策应对的影响。相反，特别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支持相对有限，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针对家庭的大规模救助对消费者需求起了支撑作用。尽管中国的供给能力快速恢复正常是一项重要成就，但复苏路径不平衡也带来风险。
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有可能再次加剧国际贸易紧张局势，而且对公共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严重怀疑仍然存在。因此，随着决策者将关注点从眼前的复苏转向为“十四五”规划（2021-2025）制定长期战略方向，解决这些不平衡问题是当务之急。
中国不平衡的疫后复苏似乎突出了一段时间以来已知的挑战。债务驱动的投资是过去十年和最近经济恢复期间的一个主要增长动力，但不太可能在不加剧金融风险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考虑到地缘经济紧张和全球需求疲软，回到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似乎同样也不可能。
如果中国不能依靠外需来利用其全部生产潜能，而且如果国内经济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有效吸收更多投资的极限，那么未来十年维持增长的解决方案必须更大程度地依靠国内消费。这似乎违反直觉：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将经济增长与旨在扩大经济生产能力的投资增长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一个结构性需求不足的世界，中国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扩大供给上会得不偿失。相反，综合采取改善社会福利、投资人力资本建设、果断推进绿色发展等多种措施，给刺激创新和生产力增长并推动中国迈入可持续发展新阶段提供了最大希望。
首先，中国决策者应把重点放在降低国民储蓄率上。虽然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在发展初期推动了快速投资，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里也导致了外部失衡的大量积累以及之后债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飙升。中国国内储蓄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结构和过去高增速的影响。
但高储蓄率也反映出当前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公共支出仍偏重于物质资本投资，而社会支出存在缺口，这个问题在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期间痛苦地暴露出来。在没有充足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需要存钱为退休做准备并防范风险。因此，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应致力于重新平衡财政政策，抑制过多的公共投资（公共投资的回报率可以说是越来越低），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重新配置到社会支出上。
这包括中央财政拨款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以使贫困地区能够提升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扩大社会保障福利覆盖范围，提高社保待遇水平。这些政策将会减少贫困人口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需要，促进增加当前消费支出。
第二，为了增加国内消费以刺激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中国需要促进竞争。否则，风险是内需增加可能推高了现有企业的利润率，却不能触发新一轮的私人创业浪潮。
运作良好的产品和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会确保资源流向这些新领域和新企业，包括服务业，而不是局限在低生产率活动中。这就需要进行全面的制度和政策改革，以促进企业重组和低效企业退出，与此同时促进新企业进入，放松最具约束力的监管和财务限制，允许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和扩张。
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将极大地支持这一结构重组过程，保证持续获得必要的投入，也可缓解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这些改革已提上日程一段时间了。为了在整个本世纪20年代维持经济增长，改革已势在必行。
最后，如果说有一个领域需要增加投资，那就是发展绿色经济。技术解决方案已经存在，可以使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将GDP增长与碳排放量和资源使用量增长脱钩，而且是在远低于过去高收入国家做到这一点的人均收入水平上。
但是仅凭市场信号和激励措施并不足以鼓励快速做出部署，因此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综合采取适当的税收政策与公共投资政策，可以加快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转向更加绿色的增长道路，并释放出新一轮的创新动力。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正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在疫情前就已显而易见，而从那时以来变得更为紧迫。 “十四五”规划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契机，可以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采取大胆行动。通过推进国内改革，进一步增强国内市场活力，减少剩余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中国经济不仅将能实现更高速、更可持续的增长，并且将成为全球繁荣的引擎。
（作者：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艾卡思）（首发于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