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环境论坛
杭州
2006年11月11日
杜大伟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我讲话的题目是营造好的城市投资环境。好的城市投资环境既有助于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中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世界银行若干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投资环境。我们做了几个报告，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今天，我们公布《中国120城市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提供中英文版本。
什么叫投资环境？它是法规和基础设施等要素构成的企业的经营环境，关系到在哪些城市开展业务最有利，也关系到目前投资环境方面滞后的城市改进。我们试图提供对各城市有用的信息，同时也为在中国寻找商机的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调查了120个城市，这个数目相当大。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把这些城市划分为6个区域――东南（包括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等）、东北三省、华中（包括人口密集度很高的五个省）、西北、西南。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对每个城市进行100个企业的抽样调查，主要是针对制造业企业。在特大型城市我们调查200个企业。整个样本是12400个企业。这个样本被实践证明与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情况是相符的。在样本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化工、机械制造、运输设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及电子企业。
我们研究样本企业的基本数据，就可以得出很多结论。比如，以所有制结构为例，样本中只有8％的企业是国有企业，28％的样本企业有一定的外资成分，64％的样本是国内的非国有企业。从样本分析，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就企业数量来看在制造业占主导地位。
除了企业的数量外，再看一看企业资产的比例。国有控股企业占的比重很大，控制了中国制造业三分之一的资产，在调查的样本中，外资企业占制造业资产的27％，私营企业占41％。因此中国有大量的小型国内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规模中等，国有企业规模往往比较大。所有制结构是一个重要问题。
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计算出资本回报率――包括利润在内的企业的总体资产回报率。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律，国有企业一般来说资本回报率为正值，但相对比较低，只有私营企业的三分之一。众所周知，中国有很多外资企业利润相当高，但是中国有很多私营企业的利润率也和外资企业一样高。虽然这些估计免不了有一些不确定性，可以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前资本回报率达到了20％，按照全球标准来看是相当好的。所以调查得出的第一个结果是，中国的制造业是相当健康的，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率不太高。
国有企业的比重在中国各地不尽相同。根据国民核算统计数据，在东南地区，大约20％的工业产值来自国有企业。在浙江省私营企业规模很大，浙江省88％工业产值是由私营企业创造的；在环渤海湾地区，国有企业达到40％；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高达70％；中西部地区情况类似，国有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在60％到70％。这说明中国的东南地区与东北以及内陆省份差别很大。
我们在调研中主要是研究一些客观的衡量指标，哪些是投资环境的关键要素。比如很多制造业企业既要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又要出口最终产品，所以与国际市场的连接非常重要。我们调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最近一批进口货物通关用了多长时间，出口通关用了多长时间。所以这个指标是结合进出口两方面的。平均来看，在东南地区进出口通关时间是8天，而东北是东南地区的两倍，是15天。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城市按照地域划分，但是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地区都有表现非常突出的城市，比如在通关方面，惠州、东莞、江门的进出口通关时间只有3天，海关服务非常好。苏州、青岛、绍兴的进出口通关时间都是4天。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通关天数。报告信息量很大，可以为各地的政府以及各国的投资者作为参考。
把投资环境排名最前20％的城市和最后20％的城市进行比较，其投资环境条件的差别很大。样本中前五分之一的城市通关天数在5天之内，而最后五分之一的城市通关天数要20天，差别非常大。从一个制造业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连接程度来看，在较好的城市5天就可以周转，而较差的城市需要20天才能周转。
我们还向企业调查了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有多长，我们试图把政府规管给企业造成的负担进行量化。中国在规管方面也表现出地区差异，东南地区城市的规管压力负担较低，低于环渤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企业反映一年总共花8天时间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按照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很好的。
我们还调查了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我们调查这些城市有多少冗员，根据劳动力管理的相关规定，解雇员工是否容易。在东南地区的城市，冗员比例只有1％。但是在中国的有些地方，比如说东北，企业有4％的冗员，而像黑龙江省的城市，冗员比例可能达到6％－7％。我们的分析发现各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程度差别是很大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也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我们还调查了中国各地金融服务的状况。在过去几年中，这方面差别非常大。在全球，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相对比较困难。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中国大多数地区，50％的小型私有企业能够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这个比例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各个城市同样有很大差别。总的来说，在这个领域中国进步是很快的。
另外，我们调查了腐败问题，我们把称其为非正式支付。这是一个很难调查的领域，不过我们做了努力，基本上得到了明确的模式。从客观的指标来看，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东南地区状况最好，接下来是环渤海区，然后就是中部，西部在这些客观标准上和其他的地方有一点差距。而在每个区域中，城市和城市之间又有差异。
我刚才讲了一些衡量投资环境的客观指标，在报告里有更多的指标，还有实际的反馈。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很重要，是因为在投资环境与政府和社会关心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比如中国有很多城市都想吸引外资，从而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以投资环境最好的五分之一城市为例，外资企业占样本总数的30％，而在最差的五分之一城市，外资企业占样本总数的5％。对于外国投资者，吸引他们的因素包括城市的大小，是否邻近港口等等。但除此之外，吸引他们的还有海关的工作效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规管的难易等等。法规很重要，但问题是实施要有效率，不要占用企业过多的时间。如果有太多的官僚作风，太多的繁琐手续，企业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处理这些问题。外国投资者一般来说倾向于办事效率较高的规管环境，这样有利于他们开展经营。
这一点对于私营企业同样重要。在我们调查的投资环境最好的五分之一城市，几乎90％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包括外资和内资企业。而在投资环境排名最后的五分之一城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各占一半。
我们此次调查和过去的调查类似，只是规模扩大到了120个城市。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非国有企业，高效率的环境都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因素。我们这次增加的一项新内容是有关“和谐社会”的问题。对每个调查的城市，我们都收集了社会和环境成果方面的数据。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投资环境与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方面是否存在联系。例如，我们调查劳动力能否得益于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发现，一般来说，在投资环境好的城市，工资水平也比较高。城市工资水平和企业工资水平都反映出这种情况。我们还调查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指标，比如婴儿死亡率。
我们还研究了运输成本的问题。我们发现沿海城市投资环境较好，很多内陆城市就差一些。但是内陆城市在与国际市场连接的运输方面存在不利条件。所以我们收集了运输一个集装箱的服装从某个城市到港口的成本数据。拿作为港口城市的广州与内陆城市贵阳做比较，运输一个集装箱在广州是非常便宜的，因为广州本身就是港口城市，但在贵阳就要花5千元人民币把集装箱运输到港口，所以贵阳在运输成本方面贵阳明显处于劣势。
我们也估算了生产一个集装箱的服装的劳动力成本，广州的工资水平是贵阳的两倍，贵阳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另外我们还研究了土地成本，令人惊讶的是，贵阳和广州的土地成本居然差不多。内陆城市在地理位置方面处于劣势，但是中国的运输网发展得很好，所以我认为贵阳、武汉、长沙等城市的成本劣势不大。而这些内陆城市在劳动力成本上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预期会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广州等沿海城市移到内陆城市去。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但不是很普遍。现在有另外一种趋势，就是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国外转移，比如孟加拉、越南等，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比中国沿海城市低。而更符合中国利益的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去。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像贵阳这样的内陆城市需要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需要创建更加投资友好型的环境，减少官僚作风，或许还需要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从而营造更有利于私营企业的环境。对于中国的未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随着沿海城市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于一些落后的中部城市，他们也许需要考虑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集中精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精简繁琐的程序，减少官僚作风，改善物流业、海关管理和运输联系。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海关，所以海关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吸引私营企业，从沿海城市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
下面我来谈谈“和谐社会”的问题。我刚才提到，沿海城市的工资水平提高了，这是一件好事，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投资环境好的城市，社会指标往往也比较好。比如说婴儿死亡率，在投资环境好的城市比投资环境差的城市低一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社会指标与投资环境之间有联系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投资环境好，就会带来更高的增长率和收入；而收入会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
同时，投资环境和环境指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们发现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90％的天数空气质量达标，而投资环境最差的城市只有75％的天数空气质量达标。如果以空气污染或者空气质量作为标准，对私营企业投资环境好的城市，在空气质量达标方面做得也比较好，而投资环境差的城市空气质量也比较差。对水质的调查结果也类似，我们研究了工业污水排放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在排名最前的五分之一城市基本上接近100％，而在排名最后的五分之一城市，这个比例大概在80％左右。
我们几年前召开投资环境论坛的时候，珠三角地区的某些城市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同时对珠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在过去几年，广州市为减少向珠江的污水排放和清理污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所以现在与10年前相比情况有了明显变化。
这是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有些城市在创造投资环境中一马当先，也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他们在改善环境方面比其他的城市进展更快。
这些关系需要认真去理解。我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好的投资环境，自然就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但是在中国，在投资环境好的城市，当地政府更重视采取措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包括用天然气替代煤炭，发展清洁煤发电厂。这需要有具体措施，我们看到中国部分城市在开展这些工作。在水资源方面也一样。如果对工业废水排放没有规定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不过现在很多城市在制定和执行有关规定方面都做得很好。所以发展趋势是积极的。
我们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总是被要求做一个总的排名。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来对各种指标进行综合，所以我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如果研究一下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比如是否邻近港口，城市的规模大小，这些因素是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按照外资和内资企业对整体特征的反映（包括城市的规模和是否邻近港口）来排名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那么像北京和上海往往就排名比较高。
然后我们换一种方式，撇开城市规模或是否邻近港口，集中考虑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比如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当地的金融系统，海关等等。这样一来，很多的二级城市，不那么出名的城市，排名就很高了，像杭州、江门、青岛。二级城市更加努力，在他们可以影响的领域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脱颖而出成为最佳城市。我们也对社会和环境指标分别做了排名。
从各项指标中都排名最高的城市中，我们选出了6个中国的金牌城市，他们在对内外资的吸引力方面和在社会环境指标方面都名列前茅。这些城市是杭州、苏州、绍兴、青岛、厦门和烟台。还有13个城市紧随其后，我们称作银牌城市，这些城市在五个指标中的四个排名很高，包括北京、大连、东莞、佛山、福州、广州、江门、宁波、上海、深圳、天津、威海和珠海。
有很多沿海城市营造了很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规管、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改善金融服务。但是在成功的同时，这些城市也产生了新的挑战。中国现在非常关注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在良好的投资环境规定与良好的环境保护规定之间没有矛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并非只要有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于很多中国城市来说，下一步的挑战就是进一步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坦率地说，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并不是很高， 所以说90％的天数空气达标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制定类似欧洲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这样中国的城市还需要再接再厉改善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空气质量。在中国部分地区，像珠三角地区水质有很大改善，但中国的水污染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中国很多较好的城市，下一步是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高工资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就需要良好的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吸引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除了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国有相对多的城市还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如何效益好还行，但他们在环境和社会指标方面效益并不好，生活水平也赶不上沿海城市。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就是东南沿海城市比内陆城市在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遥遥领先。所以改善内陆城市和东南地区城市的投资环境要齐头并进，这样中国才能实现发展目标。
正如刚才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从中国的沿海城市转移，问题是转移到孟加拉、越南，还是转移到贵阳、武汉、长沙等内陆城市。在中国中部很多地区的人民，如果能够有好的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机会，有好的工薪，他们的生活就会改善，所以内陆城市的改革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从多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城市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像浙江杭州这样的城市应该感到自豪，但他们也有挑战。其他城市需要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这样中国才能保持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