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 英德拉瓦蒂
2011年3月20日
北京
尊敬的部长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论坛对我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里演讲，向大家学习并为这个享有盛誉的论坛作出贡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朋友进行公开而有意义交流的场所，来到这里令人感到荣幸。
在讲话之前，我谨向日本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日本是世界银行的亲密朋友，我们愿意为日本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支持。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日本人民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力量让我们感到自身的渺小。我深深地理解，这场灾难给日本人民、当地社区和国家造成的影响。今天，在谈论经济发展和增长问题时，近期发生的事件也提醒我们，在风险面前，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其他风险，我们应当加强防范能力。
本周末我们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前景，这些问题越来越相互交织，就像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一样。我们听到了关于短期经济前景和挑战的分析，也听到了根据各国经济状况逐步退出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削减财政赤字的需要。
我们讨论了如何探索正确的道路，规避通胀与通缩、长时间财政浪费和过早节俭的风险。
今天，我想简要地探讨中国面临的一些长期结构性挑战，这也是前两周人大会议深入讨论的话题。我将着重论述有时被称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大再平衡”问题。
这项议题的主线大家当然知道：有人认为，中国需要在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国内经济拉动的增长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应当从投资转向消费，从企业转向家庭；中国需要应对并消除城乡发展、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除此之外，面对当今世界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增长和发展应当以绿色环境战略为基础。对于一个经济总量可能排名世界第二，但仍有1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仅列全球第90位左右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中国几位领导人所表达的那样，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求似乎愈显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究竟问题何在？过去15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工业和出口拉动。2010年，投资预计约占GDP的49%，这一比例超过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7%，生产结构严重偏向工业。
另外，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很独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言，他们考虑的问题和目标大不相同：即如何增加投资？如何提高工业占GDP的比例？我知道，拉美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都羡慕中国的增长速度和工业化进程，希望学习中国的经验。这一点看似矛盾：许多发展中国家所讨论的问题是进展的步伐太小、太慢，而中国所关注的则是步伐太大、太快！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使供给与需求保持同步增长甚至超过需求增长。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遇到其他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例如需求导向型通胀和对外经常账户逆差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是从“十一五”规划编制之时开始，政策制定者就已经意识到，这种增长方式尽管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平衡问题。转变增长方式——即更多地发挥服务业和消费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工业和投资——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柱，这是十分正确的。“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例如，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中国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也有一定进步。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冲击以及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刺激经济的必要性使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放缓。
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得更多，政策制定者也在认真予以考虑。根据政府“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的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确，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发展，要保持这一进程，需要对制度和决策过程进行调整。
从发展战略来看，这将转化为实现3个长期目标的政策措施：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加强内陆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异；三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前两个目标属于总体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部分。
第三个目标，即“产业结构升级”，将有助于中国继续保持生产率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近期的GDP和生产率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不断大胆地推动改革开放和必要的公共投资。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则需要实施新的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商业环境。
毫无疑问，中国可能需要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
首先，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实行前瞻性改革，将资源导向在新环境下需要扩大的部门、经济活动和领域，具体措施包括：（1）改善私营部门、服务型企业、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融资机会；（2）取消对土地、资本、能源及其他资源等工业投入品的补贴，实行汇率升值；（3）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分红规模，改善资本配置。此外，在消除服务业发展制约、扩大向私营部门开放服务业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其次，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引入改革，促进永久性城镇化发展。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消费更高，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的支出更高。因此，更大规模的永久性城镇化能够刺激城镇地区的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密集型增长。过去20年里，中国有大量人口涌入城镇，但很多流动人口的家庭仍然留在农村，他们也未能适应城市生活方式。
除了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障碍之外，其他关键的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给城市提供资源和激励机制，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
的确，在世界银行主管拉美、中东和北非业务，以及此前担任印尼财长的经历，让我看到也认识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有坚实的财政基础。财政政策决定支出方式，税收政策是财政收入的保证。良好的财政政策需要通过健全的制度付诸实践，制度改革的设计和实施应与政策改革同步。
实现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把握正确的顺序和速度。如果实施成功，就可以建立相应的框架，合理地平衡政府与经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纠正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失衡问题。
在支出方面，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政府支出，既可以产生直接效益，又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
在收入方面，公共财政可以用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例如，以财务可持续的方式降低社保缴费。国有企业红利政策的覆盖面和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反映真实成本的油价、水价和资源税调整方向是正确的；而将增值税向服务业领域扩展也有助于减少扭曲。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可能是这项议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中国分权化的财政体系下，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能力往往不相匹配。在贫困地区，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资金可以消除严重影响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农村服务的制约因素。
如果不改革和增加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的净转移支付，或是开辟其他新的财政收入来源，那么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的巨大地区差异难免将继续存在。改革能够推动更加永久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通过更有力的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再平衡目标。为此，目前在几个大城市实施的试点项目可以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
诚如大家所知，当前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大多是通过预算外的地方政府平台进行的，将基础设施融资纳入预算可以增加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支出的透明度，使其更好地融入公共财政体系。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但它是否能够实现呢？当然可以。
几年前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初步模型分析显示，在这些方面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可以在保持经济总体增长的同时，基本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服务业份额扩大；对外顺差下降；农村收入提高；城乡差距缩小；城镇化进程加快。由于工业的相对作用降低，经济增长的能源和初级商品消耗将会下降，污染排放也会减少。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情景对全球的影响是良性的。中国将继续成为制造业和出口强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和产品上保持竞争力。这将给国际制成品价格带来下行压力，使全球消费者从中受益。
它也会给中国的对外经常账户带来上行压力。但是，随着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变和城镇化的推进，内需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促进商品和服务业进口。
女士们、先生们,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同时也基本实现了均衡增长和社会包容。中国发生了变化，她的崛起也正在改变世界。
30年前，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帮助，需要外部资金和知识。 如今，世界需要中国的繁荣，以战胜金融危机、实现减贫目标。
中国的影响正在扩大：中国参与了气候变化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中国正在20国集团框架下为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基础；中国在援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方面也越来越活跃。
在这点上，中国的地位独特：她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越来越近；同时，她也依然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按人均GDP计算排名世界第90位。可以说，中国横跨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作用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去年，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作为一个利益攸关方，中国积极参与了世行治理结构改革，向世行提供优惠贷款的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捐资，并准备与世行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支持。与此同时，在30年的伙伴关系基础上，中国与世界银行继续合作，通过咨询建议和有针对性的干预项目对改革和新方案进行试点，帮助中国实现自身发展。
但是，我们的合作重点已经从满足资金需求转向知识合作。我相信，这种合作对中国和世界银行都有益，可以为未来世行与拉美、中东和北非、东亚及世界其他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合作树立榜样。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正在逐步而又审慎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体而言，这是正确和负责任的方式。实现经济再平衡有助于中国保持经济发展，也有益于世界经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一发展方向，世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利益攸关方。
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这项重要活动，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