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重要的论坛上发言，衷心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政府的邀请。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危机重重、充满挑战的时期：新冠大流行仍是一个威胁；通胀加速上行给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带来压力；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债务高企、财政政策空间日益缩小的问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加剧。这些事态发展也对全球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近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全球货物贸易上，而对服务贸易关注较少。这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服务贸易在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总量中占很大份额，而且对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服务是相对无形的，它通常需要供应商和消费者实时地进行面对面互动，并受到复杂监管措施的层层约束。跨境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也更难获取。
尽管如此，服务贸易是全球疫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来，数字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发展和收入增加已将多种新型服务带入世界经济，例如法律服务、工程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服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制造业和全球价值链，包括研发、设计、金融、营销、跨境数据流动和物流等。所谓“制造业服务化”导致制造过程中嵌入式服务投入的显著增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很可能对重塑商业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使企业能够开拓全球市场并通过新渠道提供服务，降低面对面互动的必要性。
这些长期趋势因为新冠疫情而加速。疫情使面对面交易变得困难，损害了旅游和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2020年，全球服务出口下降了19%。但疫情也促使企业和民众投资并学习使用数字技术，因而加快了全球数字化转型。
在服务贸易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中，中国也没有置身其外。2020年，中国商业服务出口额为28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四。中国也是商业服务的主要进口国之一，2020年进口额达到500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不仅如此，现代服务业目前在中国出口篮子中也占很大份额。依靠数字网络远程交付的服务占服务出口总额比重从2005年的20%增加至2019年的50%。
疫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也带来了创建数字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试验。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反映了其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以及这种强大制造业实力带来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联动效应。尽管如此，中国向服务驱动型经济转型仍有一段路要走。尤其是在与制造业出口无直接关系的高价值服务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中国许多传统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也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传统服务业也主导着中国的服务进口。2019年，旅行和运输服务占服务进口总额的70%以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反映出国内服务供应商的竞争力稳步提升，而外国增加值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下降。但另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制度的限制性相对较强，尤其是对数字服务的限制，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下面我就来谈谈中国可以实施哪些政策来加快向服务驱动型经济转型。
首先，取消与服务贸易和投资相关的各种壁垒可以促进创新。中国对服务市场的保护仍然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扩大有竞争力的进出口篮子，从而支持中国实现产业升级、脱碳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
其次，减少服务贸易壁垒需要同时开展监管治理改革。经常有国内外投资者表示，减少监管不确定性是在中国实现可持续业务运营的关键。降低与中国跨境数据传输治理框架相关的合规成本，可以为服务进出口带来更多机会。跨境服务贸易越来越有赖于及时、高效和安全地与其他国家共享就业数据的能力。中国目前的监管框架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定了严格条件，大大增加了跨境数字服务的成本。简化跨境数据传输程序，让服务提供商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数据存储与处理设施的地理位置，这将有助于大幅降低此类贸易成本。
最后，还可以通过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推动服务业改革。中国近期的贸易政策举措——如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发出了重要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将开放服务业作为一个优先事项。中国还可以采取行动，实现WTO服务贸易协定确立的 “确保所有影响服务贸易的普遍适用措施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实施”的目标。
同样，随着各国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可以倡导恢复WTO关于降低环境商品关税的谈判，并将谈判进一步扩大至一系列环境服务。
总而言之，服务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服务作为贸易品制造中的投入，其可贸易性和重要性不断提高。服务业将决定各国及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世界银行力求更深入地了解服务业重要性日益提升给各国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挑战的最佳策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也随时准备为这些改革举措提供支持，以帮助中国确保改革成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