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面临着大流行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最贫困国家和最脆弱人群尤甚。以广泛、快速和负担得起的方式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将是为所有人实现有韧性的经济复苏的核心。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为所有国家和人民提供更绿色、更快速、更具韧性的增长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国际合作、扩大贸易和跨境投资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我们期待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
世界银行集团与中国40年的合作始终是互惠互利的，而且不断发展。我感谢中国为国际开发协会第19轮增资（IDA19）做出的巨大贡献，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尤其值得称道。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了巨大的融资新挑战，我希望各股东国能够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在资源问题上做出回应。我们欢迎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贷款关系也在稳步发展，重点放在分析和咨询服务上，以及国际金融公司的积极参与。根据增资的要求，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年度贷款额趋于下降。我们继续围绕全球公共产品加强合作，包括减少海洋塑料污染，可能还包括温室气体减排。鉴于中国的借贷成本低，贷款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广泛的合作和紧密的关系对我们双方来说是最有价值的。
这种演变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意义，因为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很多经济部门很先进。中国和世界都将得益于围绕中国关系的建设性演变开展对话。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就您的经济计划提出意见。我想简要地发表以下几点意见：
中国的经济增长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以来逐渐放缓，反映出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日益受到制约和人口结构的影响加剧。为了提振生产力增长，需要开展旨在提高投资资本回报率和满足人民及市场需求的改革。这可以通过财政和社会政策措施来实施，从而在消费与投资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改革，才能在恢复持续增长的过程中获得最大效益。 “十四五”规划为锚定这些政策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在书面意见中分享了具体想法。采取大胆行动实施这些改革将至关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使改革议程变得更加紧迫。尽管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快于其他大型经济体，但截至目前复苏并不均衡，而且中国国内和外部宏观经济失衡加剧。
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政策应对一直偏重于支持企业和银行以及鼓励公共投资。相对而言，面向居民的直接转移支付有限。因此，中国的复苏以投资和净出口为主导，而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则恢复得更快。这样一来就扩大了全球失衡，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而言并非最优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居民、滞留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失业人员应得到更大的救助。鉴于地方政府财政受限，中央财政资助的计划应发挥作用。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尝试采用消费券的方式鼓励扩大本地需求。对此类创新可以进行测试和推广。
正如中国已经表明的那样，中国的绿色增长应当成为 “十四五”规划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欢迎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关于最贫困国家面临的债务问题，我对二十国集团在减免债务和提高透明度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今年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协调采取了重要步骤。透明地披露所有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信息至关重要。无此则无法计算需要的减免额，也无法确保公平分担负担。
一项挑战是私人债权人没有参与，致使官方双边债权人承担了大部分负担。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私人债权人提供同等待遇，从而大幅减免债务。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为了恢复增长，减少债务（按照债务存量减少或真实净现值（NPV）减少衡量）是当务之急。这条路径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即，利用中国可利用的极低利率，提供透明、可持续和开发型疫情后贷款，并在各债权人中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最后，我想谈一下合作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证明（通过其致命影响），国界对某些灾难几乎毫无抵抗力。国家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中国是这一全球合作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今年是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建立合作关系40周年。在40年前的1980年，邓小平对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很穷，我们同世界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要搞现代化和发展经济……我们需要世界银行帮我们赶上去。没有你们我们也可以做到，有了你们我们可以做得更快更好。”邓小平的话始终是激励我们所有人的动力源泉。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与中国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明天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