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亚洲各经济体开始走出全球经济衰退走向复苏时，一些决策者和市场也开始担忧出现无理由的资产价格上涨。尽管这种担忧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就股市而言，但亚洲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似乎特别高，亚洲各国充裕的流动性正在推高各种资产的价格——从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房地产到中国艺术品。
流动性是从哪里来的？近来资本流入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亚洲相对较好的经济前景吸引下，金融资本正在流入亚洲大陆。就多数经济体而言，更重要的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幅放松货币条件而造成了流动性充裕。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放松货币条件是对经济增速骤降的主动的政策响应。然而，有些货币条件宽松不是有意的。汇率部分或完全钉住美元而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经济体正在“输入”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些经济体，这种输入性货币条件与区内经济状况显得格格不入。在许多亚洲经济体，产能过剩的规模远远小于美国，周期性失业率也低得多。
在这种背景下，亚洲一些决策者已就美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构成的威胁发出过警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警告说，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正在助长“美元套利行为，这对股市和楼市的投机行为推波助澜，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复苏形成了新的不可逾越的冲击。”在他之前，中国香港特首曾荫权也做出过针对亚洲的类似评论。
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萧条状况和超过10％的失业率，美国的货币政策本身看起来并非是不适宜的。此外，目前美国没有信贷增长。亚洲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通过固定或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向经济情况十分不同的经济体输入了美国的货币条件。不过，决策者们所表示的担忧也凸显出目前这种现状所产生的紧张局面。
那么，政府应当如何来缓解这些风险呢？一些亚洲经济体的政府加强了审慎监管，并采取了其他限制措施。他们提高了拨备覆盖率和按揭首付比例，并限制给房地产开发商放贷。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措施试图防止新增贷款流入股市和重启IPO增加股票供应数量。中国台湾禁止外国投资者将资金在台湾做定期存款。但迄今为止，除澳大利亚外，亚洲各经济体政府都避免从整体上收紧货币政策。
展望未来，采取更加审慎的措施以及其他行政措施是可行的，如提高拨备覆盖率和按揭首付比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不过，行政措施不一定够用，可能需要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我认为，要决定在这方面做什么，决策者应当首先确定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资本流入还是国内流动性形成过快。
如果与国内流动性形成相比，资本流入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各国就不能过于依靠提高利率来降低金融风险，原因是由于利率上升引发的资本流入增加可能重于国内流动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金融较为开放的小型亚洲经济体，如果他们的资本市场开放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就应考虑采取控制或不鼓励资本流入的措施，也可以通过允许货币升值来吸收一部分压力。东亚各国和地区往往担心如果允许货币单方面升值会导致丧失竞争力。鉴于许多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争取在汇率管理上加强合作，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资本流入不是主要问题，而与美国的周期性差异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状况非常不适宜，那么可能就存在收紧货币政策的空间，包括提高利率。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的情况，资本流入与国内流动性相比，实际作用并没有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大。在2009年上半年，金融资本流入净额相当于国内信贷增量的3.3％。有些年这一比例比较高，而下半年可能会高于上半年。但是，与国内流动性形成相比，金融资本流入净额很可能仍然是适度的。鉴于中国对资本的控制和资本流入的作用相对较小，提高利率显然利大于弊。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可能也是如此，特别是如果以进一步加强资本控制的措施相配合。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显示出在制定货币和金融政策时忽视资产价格上升的危险性。由于主要高收入国家的货币政策历来只钉住通胀，宽松的货币政策已持续太久，连资产价格飙升已引起众人担忧也未能改变。
伺机推进结构改革可以减少资产价格和质量风险。通过推进金融部门深化（包括债市和股市）可以增加金融产品供应。在银行存款利率仍有上限的地方，放开上限和刺激开发更多长期储蓄工具可以有助于吸收资金盈余。最后，伺机推出或提高股票和房地产资本增值税也可以缓解压力。
由于亚洲未来的增长前景很可能继续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这也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从而可以使货币态势更符合国内经济状况，并伺机推进结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