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国的挑战与抉择”国际研讨会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2011年9月3日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罗伯特·B·佐利克
开幕词
引言
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研讨会。
对于世界银行集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讨会，我希望这个研讨会证明对中国也很重要。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亲自出席的一个原因：籍此表示我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是来学习。
我要特别感谢李伟主任、刘鹤书记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主办此次研讨会，感谢李勇副部长主持研讨会，感谢刘世锦副主任介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
一年前，在我拜会胡锦涛主席和李克强常务副总理庆祝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建立30周年之际，形成了开展此项研究的想法。
在过去30年合作中的各个重要关头，世界银行都对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进行分析评估，作为中国国内开展热烈讨论的基础。
中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过去和现在都曾一再表示，世界银行的这种作用——作为知识与学习的合作伙伴的作用——比我们的贷款或投资更为重要。
而且有些中国人士提出，中国在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道路上正处于一个新的拐点。
简而言之，我们希望更好地认识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6000美元时似乎就会出现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
所有，我很高兴胡主席和李副总理赞成我们的建议，支持我们联合开展研究，明确和分析中国面临的中期发展挑战，展望2030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推进了这项研究。
对于一年来所开展的卓有成效、堪称楷模的合作，我想对李伟主任、刘鹤书记和刘世锦副主任表示感谢。我也很赞赏和感谢财政部谢旭人部长和李勇副部长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深刻见解。同时，我也想感谢我们世界银行集团的许多同事为这个项目所作的贡献。
今天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评论和完善初步的研究成果。
感谢在座的各位中外代表的协助。
鉴于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增长的重要性，这个项目可能会证明是我的任期内世界银行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我的同事世行常务副行长和印尼前财长斯莉·穆尔雅妮·英德拉瓦蒂帮助指导这个项目，她告诉我说，我们从中汲取的经验也会对其他成长中的中等收入国家有意义。
再接再厉
我对中国198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怀有极大的敬意，那年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
我亲眼目睹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令人惊叹：
- 连续30年保持10%的平均增长速度；
- 提高了低收入地区数亿人的生活水平；
- 使5亿多人摆脱贫困，为此所做的努力确保了世界减贫的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可以实现；
- 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成功的发展故事。
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中国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启示——这些启示包括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允许地方自主和区域竞争；融入世界；依靠市场和激励机制；调整适应新技术；吸引外资从技术转让和全球市场联系中获益；建设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大量投资于国家最伟大的财富：人。
今年7月，世界银行集团调整国家分类，将中国划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在未来15至20年，中国很有条件加入世界高收入国家之列。
这一转变只有极少数国家做到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国家惨遭失败。
在2001年，也就是10年前，当我还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时，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一起努力促成了中国入世。那是具有标志性的一步，是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体制改革战略的一个关键性的推动因素。
中国在过去10年极好地利用了这个推动因素。
不过，重新考虑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在未来10年是否还会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
经济研究显示出国家在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后改变发展战略是何等重要。中等收入国家不能再继续依靠在贫困阶段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假如他们这样做，就会两头受到挤压：一头是来自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的竞争，另一头是来自高收入经济体通过创新和技术变革带来的竞争。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直在带头提出，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进行结构转型。
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增长轨道，采用市场价格计算，到2030年其经济规模就会相当于15个今天的韩国。很难想象出口和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能够适应这种扩张。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深知需要做什么。 “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反映出调整后的方针，将关注点放在增长的质量、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推进结构改革刺激创新和提升经济效率以及强调社会包容性消除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方面。
现在中国需要将这些规划的蓝图转化为行动——将需要“做什么”转化为“怎么做”。
中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是当前增长放缓和信心减弱的国际大背景下出现的。
我最近说过，今年秋天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危险区。
同时，我们看到食品价格接近创历史新高，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将最弱势的群体置于风险之下。
欧洲的金融危机已演变为一场主权债务危机，给（欧洲）货币联盟、银行以及一些分国家的竞争力带来严重影响。我的祖国美国必须解决债务、支出、税制改革以促进私营部门增长和贸易政策停滞等问题。这些是欧洲和美国需要作出的决策。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欧洲的决策、美国的决策、中国的决策——都会影响到我们大家。
重要的是，决策者不仅要针对短期挑战作出决策，而且也要针对增长、创新和机遇的中期和长期结构性推动因素作出决策。
未来的挑战
世界需要增长引擎。
由于经济上的显著成功，中国已经成为增长引擎。但是，中国在未来20年以及更长时间内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保持快速增长吗？
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基于一种强有力的信念：中国能够战胜这些挑战。我们的出发点是一种愿景： 203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经济利益攸关者。然后我们提出一个可以使中国一步步迈向实现这个愿景的时间框架和改革顺序。
但是，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发挥中国可观的优势、利用外部机遇，驾驭潜在危险、风险与薄弱点吗？
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我希望各位帮助我们考虑以下这些问题：
中国怎样才能设法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拓宽视野，转向关注增长的质量、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以及全体中国公民的福祉？
中国政策制定者这样才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高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中国怎样才能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价格政策怎样提供助力？
中国需要什么条件来适应快速的城市化——从今天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年后近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政策制定者怎样才能使国家的财政金融制度实行现代化——使各级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将所有支出放在“预算内”？政策制定者怎样才能解决国家与市场的作用、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作用等问题？更根本性的问题或许是，在中国，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在土地、劳动力、市场和法制等方面，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什么？
还需要反思一下如何组织公共管理，如何从行政管理向基于规则的政策转变？
中国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产品、体制和技术创新——将创新与全球的思想网络联系起来？
中国应该怎样与国际经济互动？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关键的利益攸关者。展望未来，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经济利益攸关者，怎样在寻找全球解决方案和互相分担责任方面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合作伙伴？
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才智、能量和创造力？在未来5年，中国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会超过新加入的人数。政策制定者怎样才能确保中国人民能够适应、创新并在健康和积极的变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结论
我们聚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专家来讨论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中国的挑战与抉择》报告所考虑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可能忽视了哪些问题。
我们希望这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实用指南。各位的知识和经验十分宝贵，有助于改善分析结果，强化政策内容，使这个报告尽可能对中国同事和决策者有用。
最后，我想再次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合作表示赞赏。世行集团与中等收入国家合作中的一项挑战是将全球知识与本地的思考联系起来，从而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种团队精神可以成为我们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作典范。
谢谢各位，我期待着今天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