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全球共享发展
谢谢王副主任，谢谢高部长，我很高兴出席著名的中国发展论坛并发言。
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和贸易流动将会经历重新平衡，从北方和西方向南方和东方再平衡。全球的储蓄盈余将会寻找投资机会，连通性将给商业与消费带来革命性变化，它将提供获取一般知识的便捷途径，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提供动能。
为了适应全球化性质的不断改变，各国需要找到竞争力与贸易一体化的新来源，他们需要动员国有和社会资本，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技能、创新与新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增长。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贸易与连通性作为恢复全球增长的一个引擎。
尽管增长速度放慢，但中国仍是主要新兴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重视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使之适合发展和经济总体目标，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有证据表明，开放国际贸易的国家往往增长更快，为国民提供的机会更多。
贸易过去以来始终是全球增长的强大引擎
关注贸易是有历史证据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全球GDP增长速度3个百分点左右。
有一些强大的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其中包括降低了贸易壁垒的结构性改革、传播成本的大幅下降和全球供应链的快速加深。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得益于这一趋势，其贸易额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5年里增长 了9.3%，超过全球出口增长的2.5%，这表明贸易一直也是包容性发展的一个强大驱动力。
中国处于这一发展的舞台中央：中国的开放政策，加上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快速增长和城市化也为全世界的出口国创造了巨大机遇，尤其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受益于中国扩大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实行的优惠关税政策和海外投资使许多国家得以释放贸易潜力。
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增长引擎持续乏力
全球贸易在2012年～2014年期间年增长不到4%，远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增速。
鉴于这种贸易增长减速的情况，关键的问题是：
- 第一，这是一种暂时性的还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
- 第二，更好的政策能否扭转这种趋势？
-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哪种政策最能有效扭转这种趋势？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全球贸易放缓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
引领复苏的是政府需求而不是消费和投资。政府需求从传统上说贸易强度不及投资需求。
全球价值链的延展曾推动了增长的贸易强度上升，但现在似乎出现停滞。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抑制了名义贸易价值，虽然不一定是实际贸易价值。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没有出现大的贸易自由化举措，各国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上。
但是，在连续多年带来高贸易量之后，中国跻身目前增速放缓之列。
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出现快速下滑，从35%左右降至目前的23%左右，目前其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0%降至目前不到3%。
虽然中国的进口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而保持稳定，但其增速放慢意味着进口增长也出现减速。
与主要大宗商品供应大幅增加相结合，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转而又造成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减少。
此外，中国经济从投资向需求、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影响到进口需求，总体上其进口商品结构向消费品和服务转变。
这就带来了政策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革作为增长引擎的贸易？
我们应避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放任2008年以来采取的贸易限制性措施。例如，自2007年以来G20成员国限制进口的产品种类数量增加了一半。
地区贸易协定应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把精力集中在贸易创造而不是贸易转移上。
改革内容应包括减少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品贸易壁垒、实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减少边境制约，比如海关拥堵。
贸易面临的物流障碍出现上升，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显著超过高收入国家。
改善连通性如何促进包容性发展？
改善地区连通性的倡议有望将相对孤立的国家纳入国际分工，包括中亚和中非地区的内陆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加强中国与64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联系，这些国家加起来占全球GDP的30%，全球人口的62%，已知能源储存的75%。
这使该倡议成为在洲际规模上改善跨境连通性的最具雄心的努力。
对于加入该倡议的国家潜在收益是巨大的，来自该倡议的三个方面——改善基础设施，扩大贸易，增加跨境投资。
中国的领导力及其资金支持使“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可信度。
此外，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生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海外投资逐渐从自然资源投资转向制造业。
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是合理的，与日本在1970年代和韩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做法相仿。
对 “一带一路”倡议来说，这是好消息，增加了周边国家加入和各尽所能的积极性，因为其回报将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转而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收入。
中国已经与大多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具有贸易联系，占61个国家进口的14%左右，出口的9%左右。
要想从增加贸易和跨境投资以及改善基础设施中获益，还需要支持性的政策和制度。
具体而言，贸易成本和竞争力既取决于“边境”的条件，比如海关手续，也取决于入境后的各种要求，比如卫生规定、技术标准、物流和服务。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有助于促进增长，条件是各成员国之间开放贸易和投资体制，与多边协定保持一致，并按照该倡议的承诺改善流通基础设施。
贸易过去以来始终是增长的强大引擎。改革贸易，通过结构性改革、贸易协定和连通性投资，将为重新启动增长作出贡献。
世界银行集团有着帮助各国设计和实施政策的悠久传统，不仅限于帮助增加贸易，也带来投资和援助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对结构性改革的政治支持和对全球化的欲望一直在下降，后者曾使许多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体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中受益。
其原因之一是改革的成本往往是眼前的，而收益却只能在中期和长期才能感受得到。而且对保护最贫困人群不给他们增加眼前负担往往重视不够。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疏忽会侵蚀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往往表现为对贸易协定的抵制，将其看作是对就业和家庭生计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建议将加强社会保护机制和社会安全网作为重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内容。我们的经验是，建立更包容的社会，可以为往往很困难的改革包括开放贸易带来更多支持。
当前的全球反贸易情绪在时间上先于金融危机，而且有可能是全世界许多经济体国内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
像许多快速增长的国家一样，中国正在出现不平等程度上升，在调整阶段需要给予慎重对待。
因此，除了贸易政策、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之外，政策制定者、不仅限于中国，都应当确保国内而不仅是国家之间具有社会包容性，以保障对亟需的改革、尤其是贸易改革的政治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