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蔡奇书记，陈吉宁市长，马建堂书记，黄润秋部长，章建华局长，殷勇副市长，法提赫•比罗尔署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应邀在北京市政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全球发展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上发言。我们和北京市有着长期深入的伙伴关系，北京市展现出中国的创新驱动力和技术能力，在各省区和城市中独树一帜，是首个在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实现绝对碳排放量下降的城市。
我也很高兴强调我们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开展的实质性合作。两年半前我刚到中国时，马建堂书记是我最先会面的官员之一，我们讨论了在我驻华期间哪些关键战略问题应作为我们合作的核心，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我们一致同意开展 “绿色中国”联合研究项目，我们希望这个联合研究将为中国经济向零碳未来转型提供参考。
我也非常荣幸与法提赫•比罗尔署长共同出席开幕式，他领导国际能源署做了大量工作，使能源转型的挑战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国际能源署关于能源部门如何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最新报告强调指出了存在哪些风险，需要做些什么，但重要的还有转型为创造新就业、开辟可持续发展路径带来了哪些重大机遇。
在我的简短发言里，我想就中国的能源转型和世行为支持中国能源转型开展的工作，分享几点看法。
中国电力部门2020年占全国9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2%左右，因而是最大的二氧化碳单一排放源，工业部门紧随其后，占28%。这两个部门的占比都超过高收入国家，主要原因是中国仍依赖煤炭作为一次能源。所以，中国的能源转型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煤电转型。在这方面，我想谈三点。
第一，煤电转型已经开始，但要想加快转型趋势，更强有力的政策组合可能是必要的。
第二，能源部门的脱碳化不仅对能源规划部门构成挑战，对各省各地区也具有实质性的分配影响，对这些影响必须加以管理，以确保转型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有了正确的政策组合，能源转型具有创造巨大的经济新机遇的潜力，中国有条件从中受益。
中国在近十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呈现显著增长。从2010年到2020年，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69%下降到57%，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9.4%上升到15.9%。今天，中国拥有全球迄今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工业部门大量投资提高能效，使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降低28%。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和提高能效两者相结合，占中国2011年至2017年减排量的80%。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世界银行集团是中国这一成就中的一个关键合作伙伴。我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与国家能源局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向章局长和他的整个团队表示感谢。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0年目标预计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计划到2030年将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一倍达到25%，这意味着每年新增超过11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相当于整个德国的年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能效的工作也将继续下去，大体上保持“十三五”规划期间的速度。然而，尽管有了这些政策，煤电装机容量将继续增加，煤炭消费量在2025年之前可能还不会达峰。
因此，为了加快能源转型，需要的不只是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而是需要一个更深层的结构转变过程，使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摆脱高能耗的重工业，转向更多创新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服务业。北京向服务业和创新中心的转型，可以作为一个典范。随着经济日益富裕，这种转型自然而然会发生，但要加快速度，居民和企业需要更清晰的价格信号。我们世行赞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如果要想实现净零排放转型，就需要推出可信的碳价。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配额分配过于慷慨，应用范围过于有限，难以推动结构性转变。设定全经济范围的绝对排放量上限，能够非常有助于创造更强的激励，这是我们继续与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合作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与发展研究中心 “绿色中国”联合研究项目的核心。
能源转型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它影响到不同地区，因而对劳动者产生不同影响。北京已实现经济增长与排放脱钩，但一些西部省区的排放量上升速度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因此，真实的碳价对中国内陆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对高度依赖煤炭企业价值链的地区的影响，会比对富裕沿海城市的影响严重得多。因此，能源转型就需要政府给较贫困地区提供支持，以确保继续提供优质服务，提供再培训机会，鼓励投资和改革营商环境，有时可能还需要允许人员向未来工作的所在地迁移。我们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近三年来我们应邀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协助这个传统煤炭大省为公平转型做准备，我们在培训、失业保险和关闭的煤矿改作他用等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希望这有助于山西省展示即使是在主要产煤地区，摆脱煤炭依赖也是可能的。
但是，能源转型并非全是挑战，我相信比罗尔博士将会详细阐述，它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采取更广泛的政策组合的另一个原因，包括实行可信和有意义的碳价和改革电力市场优先考虑经济调度。清晰的价格信号的好处是，它能够在我们今天不理解的领域刺激创新和技术突破。为使能源部门零碳化，我们需要这些突破。更清晰的价格信号更有可能激励最优秀的人才去探索发现，也会增加对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吸引他们资助创新并投放市场，这也是我们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另一个领域。今年上半年，我们与财政部和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合作，建立了一个新型绿色股权基金，引导风险资本投入成长期绿色企业。目前中国从事绿色产业的员工人数已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但我们仅仅还处于这一转型的开始。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拥有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国家，也是在多个绿色技术领域、如电动车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我们坚信，中国能够利用这些能力，在正确的政策帮助下，成为能源转型的领先国家，展示其机遇大于成本，这将继续成为我们伙伴关系的焦点，我们期待与各位合作。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发言机会，预祝全球发展能源转型高层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