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隆副主任，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政府以及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朋友和同事们，对组织此次可持续发展论坛表示感谢，这是提醒我们关注2030年日程、重申我们对2030年目标的共同承诺的适当时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挥之不去的气候变化幽灵的影响下，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世界面临严峻挑战之际，正如目前的情况一样，作为发展合作伙伴，我们首先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最没有能力自保的人群身上。实际上，如果说新冠疫情让我们明白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取得的减贫和共享繁荣的成果是脆弱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复苏不均衡的风险，原因是获得疫苗的机会、医疗卫生体系的质量、给企业和家庭提供持续支持的可用政策空间的不均衡。我们估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导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约一亿人，在疫情前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状况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身的经验值得特别关注。我想利用我简短发言的剩余时间谈谈这些经验以及我们能够从中学习什么。
首先，中国在2020年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我们对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这一目标表示祝贺！我们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合作分析中国的减贫经验。我们的主要发现表明，这主要是一个4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故事，而使其成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时具备有利条件，包括高识字率和预期寿命、高国内储蓄率和高水平的技术能力（虽然没有相应的技术）。经济改革和市场及私营部门作用增大也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基础设施和卫生教育服务的持续公共投资。这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发展的成功故事，但并非轻而易举，中国的行政能力以及利用外国竞争和比较优势的政策导向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尽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中国的减贫议程并未结束。实际上，采用更适合像中国这样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每天5.5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8亿人口可被视为贫困或弱势人群。这1.8亿人的状况与极端贫困人口的状况有很大差异，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城市地区，从事非正规行业的工作，获得教育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机会有限。新冠疫情对这个群体的打击很大，至少在初期阶段，迫使很多人返回农村。因此，要解决这个群体的脆弱性问题，传统的关注农村扶贫的措施可能是不够的，把新的乡村振兴战略同现有的社会救助机制结合起来，可以有助于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更适合现代服务导向型经济的波动特点。
第三，中国减贫的成功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不平等现象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的基尼系数从低于30上升到接近50，尽管2011年以来出现小幅回落，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展望未来，经济增长可能会减速，增长动能会转移。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对于实现持续减少脆弱性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这可以说是中国关注共同富裕的动机之一，我将其理解为实现全民机会均等的目标，这是一个令人赞赏的目标，而且确实完全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精神。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政策莫过于扩大中国农村居民、包括生活在城市但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获得优质教育卫生服务的机会。通过放宽或完全取消仍然存在的户籍限制，可以降低缩小教育差距的成本，再加上引入超额累进税率计算房产税和所得税以抵消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成本增加，会对中国未来维持减贫成果大有帮助。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8.5亿人脱贫的故事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激励，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对社会政策构成的挑战也同样艰巨，我相信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将会创造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和我们的联合国合作伙伴一起，我们很荣幸在这一征程中贡献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