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参加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的绿色金融与复苏平行论坛，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一切照旧”，但也认识到我们可以利用疫后复苏的机会推进绿色和包容性经济转型。
中国尤其有条件从这个机会中受益。首先，中国将直接受益于更清洁的环境，受益于缓解灾难性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的行动。严重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与生计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中国体量巨大，其行动可以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一些计算，中国履行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可将全球升温幅度降低0.2-0.3摄氏度。
中国也有条件从尽早采取果断行动中受益，降低适应国内外政策突变的过渡风险。中国最近宣布停止在国外建设燃煤电厂就是承认这种风险。这一举措很受欢迎，因为它彰显出中国对全球绿色转型的承诺。
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必将从绿色技术创新和投资浪潮以及经济向净零排放转型带来的就业机会中受益甚多。目前中国绿色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煤炭产业。
现在我来谈谈绿色金融的话题。中国经济向净零排放转型将需要大量投资。一些估计显示，在 2014 年至 2030 年期间，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每年将需要 2.3-7.2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200 亿至 1 万亿美元），公共部门预计只能提供其中的10% 左右，所以扩大来自私营部门的可用资金规模至关重要。中国拥有充足的国内储蓄，因此也有条件引领绿色转型并从中受益。
请允许我简要谈谈有助于弥补绿色融资缺口的一些行动。
首先，虽然一些政府部门制定了符合“绿色”标准的经济活动清单，但多种分类法的出现在市场上也造成了一些混乱，尽管最近人行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努力统筹协调。此外，距离国际良好实践仍有一些偏差，消除这些偏差会使投资者更加放心，确信他们的资金将用于真正绿色的资产。
第二，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他环境指标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从而促进对绿色金融的需求。增强透明度是明确机会与风险的关键。披露排放数据能够影响消费需求，为企业扩大绿色投资提供激励，也有助于企业明确最容易实现的目标，使减排成本最小化。
在全球层面，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目的是制定国际公认的信息披露良好实践。这些举措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标准制定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加快国内信息披露。
第三，绿色金融体系要求将气候和环境风险纳入金融决策。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具有实际经济影响，直接影响银行的贷款组合。灾害的发生频率增加也会导致保险公司的保险索赔增加。除了这些风险外，金融机构还面临着严重的“过渡”风险，涉及到导致某些活动的竞争力或可行性降低的政策改变。
自从 2016 年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参与围绕如何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监管框架的全球对话。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需要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发适当的气候风险评估工具和方法，并鼓励将此类评估充分融入其日常运营。金融监管机构也开始使用审慎工具鼓励银行转向为绿色活动提供资金，比如通过降低资本支出或准备金要求。对此可能需要谨慎行事，以确保审慎措施不会承担更适合财政部门承担的职能。
第四，虽然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可用工具的范围仍然比较窄，主要是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需要推出范围更广的产品来帮助为低碳经济转型提供融资，包括绿色抵押贷款、绿色建筑基金、绿色汽车贷款、绿色资产证券化、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债券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对绿色资产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同时，政府可以要求社会保障基金或国有保险公司等国有机构持有一定比例的绿色资产，以促进市场发展。
金融产品创新的另一个领域是为初创或成长期绿色企业开发长期的风险资本市场，以支持创新型绿色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开发与部署，这将是实现低碳转型带来的潜在生产力增长的关键。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与财政部和清洁发展机制达成协议设立一个绿色股权基金，专注于成长期的绿色中小企业，帮助解决融资缺口。但可能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鼓励投资者开发尚未证明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技术，比如通过第一损失和其他风险分担机制。碳税、碳补偿或扩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会大大加快所需的资本重新分配，而无需事先知道要支持哪些技术。
我承认，这些行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议程，可能看起来令人生畏。因此，成功的实施需要仔细确定优先重点和排序，以持续监测相配合，以便可以酌情增加或调整不同政策和工具。世界银行将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助力中国在这条雄心勃勃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