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院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和荣幸受邀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上发言，和大家一起庆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30周年。中改院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世界银行珍惜在此期间建立的伙伴关系。
我应邀谈谈中国的消费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论坛组织方也给了我选择不同主题的机会，但我觉得这个主题很重要，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按指示来办。
首先概括一下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内需平衡向消费转型，同时在未来10年保持 4%-5% 的增长速度，中国消费者确实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从至少20年来一直扮演这个角色的美国消费者手中接棒。然而，这一结果取决于许多政策选择。另一种情形是，如果中国的储蓄率继续保持近期的创纪录水平，则可能会加剧国内债务风险，实际上可能还会拖慢增长速度，或者导致与中国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相关的紧张局势加剧，抑或兼而有之。因此，中国的家庭、企业和贸易伙伴必须希望这种转型取得成功。
我简要说明这一点。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这一地位在十多年前就已获得。中国为20 年前入世进行的改革在初期带来了获得国外资本和技术的机会，这迅速转化为不断增强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增加了对大宗商品和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使中国成为世贸组织 164 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
显然，中国市场对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这一点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变得明显，当时中国的大规模国内经济刺激计划拉动了大宗商品繁荣，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走出了危机。
如今，世界经济面临另一场危机，但这次中国的角色有所不同。由于财政空间、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空间更加有限，而且企业杠杆率处于创纪录水平，当局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刺激计划，其规模占 GDP 的比重约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一半，远低于欧洲、日本和北美的力度。
因此，这一次从全球制造业需求繁荣中受益的是中国，得益于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取消了疫情相关的供应限制。经常账户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约占 GDP 10% 下降到 2018 年仅占 GDP 0.2% 之后，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恢复到接近 GDP 2% 的顺差。 看起来中国正从全球消费需求复苏中受益而不是相反。
这些事态发展的一个原因是，虽然当局对给又一轮债务融资的投资热潮添柴加薪持谨慎态度是正确的，但迄今未能成功地以国内消费代替投资作为增长引擎。私人消费在2020 年约占 GDP 38%，仅略高于 2010 年，比 20 年前低近 10 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这些都是异常低的水平，反映了家庭储蓄率高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 比重低这两方面的影响。
哪些措施能降低家庭储蓄倾向并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总储蓄由许多因素决定，包括人口结构、不平等和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水平。人口迅速老龄化往往会使家庭储蓄率在未来数十年出现下降。减少机会不均等的措施，特别是通过扩大全民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以及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和福利水平，有助于减少对预防性储蓄的需要。由于劳动力市场因人口转型和加强工人权益的措施而收紧，家庭可支配收入将随着政府转移支付增加和增加值中工资比重上升而增加。
在“共同繁荣”的旗帜下对此已有一些设想。例如，浙江试点的主要目标包括城乡收入比、工资占 GDP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个人自付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等。政府也在努力控制房价上涨，增加对保障房的公共投资，从而减少与劳动者攀爬住房阶梯日益困难相关的储蓄动机。
提高消费占 GDP比重是否就足够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例如，摩根士丹利的邢自强 （Robin Xing）认为，到 2030 年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可能上升到 48%，从而创造一个 12万亿到13 万亿美元的国内市场，是目前私人消费规模的两倍多，仅略低于美国目前的水平。如果比重保持在 38%，那么市场增长仅能达到 90 亿美元左右。
这些趋势对中国贸易伙伴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因为市场规模，还因为进口需求结构可能发生变化。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进口商品是大宗商品，而20年前这一比例为 20%。与此同时，中低技术含量制造商的比例从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超过一半下降到目前不到 30%。中国需求结构向消费转型，很可能会降低大宗商品在进口中的比重，增加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市场机会。这将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提供一个重要机遇，正如美国消费增长曾帮助欧洲和亚洲出口国先后迎头赶上一样。
由于前面发言的嘉宾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我只想补充一点，国内需求向消费转变也可能导致生产结构从重工业和建筑业向服务业和高价值消费品转变。这种生产结构的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要低得多。因此，需求再平衡也会对中国的气候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实行碳定价和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收入降低劳动税或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政策，有可能加速这种转变。
最后我想以一个警示来结尾。经过数十年创纪录的投资，回报率正在下降，在公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不难发现过剩的案例。一方面严格监管和去风险化，另一方面放缓总增长前景，有可能降低投资率。假如投资下降速度高于国内储蓄率下降速度，结果将是经常账户盈余如我们最近两年所见的一样持续上升。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表明，将这些盈余有效地对外投资是很困难的。实际上，中国的贸易伙伴以及中国的家庭和企业必须希望向消费转型取得成功。
谢谢各位，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