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下滑，美国已陷入严重衰退。为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中美两个经济大国需要加强合作，成为20国集团的推动力。没有一个强大的两国集团（G-2），20国集团（G-20）就会令人失望。
我们必须直面现实。造成广泛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美国的消费过度和中国的储蓄过高。就美国而言，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给旺盛的消费火上浇油，同时伴随着美国储蓄率的崩溃。就中国而言，储蓄过高是金融、企业和资源部门结构性扭曲的结果。
中国的储蓄率高达GDP的一半，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这并不完全是由于职工储蓄。的确，中国的居民储蓄约占 GDP的20%，与印度的居民储蓄率相似。超乎寻常的高额储蓄来自中国的大企业。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但获得融资服务的渠道却很少，原因是金融业由四大银行主导，而他们主要为大企业服务。较小的企业缺乏融资服务渠道，从而其增长受到制约，抑制了就业，对工资造成了下行压力。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结构扭曲意味着，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在通过低工资和利率补贴着大企业和新富阶层。
人民币升值——相对价格的改变——不是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及其由此产生的失衡的主要手段。事实上，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外交应当着眼于下述两个领域：
第一，中美两国应当携起手来，防止出现旷日持久的全球衰退。两国都公布了经济刺激方案。美国再度依靠于提高消费，而中国再度向投资项目输送资金。虽然这是针对眼前问题的自然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必须增加储蓄和投资，而中国要增加消费而不仅仅是增加生产能力。中国已在着手准备第二套经济刺激方案，将会着眼于为较贫困的消费者创造购买力，以及建设服务业的“软基础设施”和减少增长瓶颈的“硬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增加未来的生产力）。中国也可以治理由于资源定价过低造成的环境破坏。对于美国来说，应当坚持奉行货币、信贷和资产结构重组政策，以重启金融系统，从而使其经济刺激方案得以奏效。中美两国都必须抵制保护主义，帮助贫困国家的弱势群体。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应当着眼于如何减少两个经济体的结构性消费储蓄失衡。要实现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需要改善收入分配。中国改革的下一个阶段应当加强社会保障、工资、服务业效率以及“绿色”资源定价和商业——这些都可以增加消费和进口。中国尤其应当促进地方银行业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包括通过小额贷款方式。中国应当开放电信等寡头垄断行业，引进竞争。进一步开放服务业贸易和投资，这特别有助于提高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减少贸易摩擦。如果不增加进口，中国就面临着单纯通过出口急遽痛苦下滑进行调整的风险。
美国则必须重新平衡储蓄和消费，决不能再回到过去最大限度地发放信用卡为毫无节制的消费买单的状况。美国必须重新控制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这主要是由应享权益支出所驱动的。美国还需要投资发展教育、研发和技术——并继续对投资、货物、创意和人才持开放态度——才能保持其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这些调整将大大有利于减少未来全球经济动荡的风险。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强有力的相互激励：美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进口国，而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有目共睹。
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只能逐步解决，但又必须要解决。把经济复苏建立在增加美国消费和通过外国储蓄提供容易得来的钱的基础上，其结果将会是重蹈覆辙，对全球市场和政治产生危险的后果。当中美两国率先探索今日的解决方案时，他们也需要同时塑造明日的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