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之际，中国领导人齐聚一堂，为今年的政府政策确立方向，他们面临的前景充满挑战。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复苏，但最近几个月的增长大幅放缓，其原因主要有几点：
首先，去年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紧缩，政府利用强劲的经济反弹和旺盛的出口需求重建财政缓冲，并重新聚焦金融部门去风险化。后者尤其给房地产业带来了影响，导致私人投资急剧放缓。
其次，传播力更强的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疫情暴发更加频繁，延迟了国内消费的正常化，特别是零售和旅行等服务行业。
最后，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保持强劲，但全球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以数字经济行业为主的国内市场监管收紧，这些都对私人投资情绪造成压力。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新调整政策以应对挑战。专项债额度前置以及2021年未使用资金的结转，可能会助推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财政部还宣布对受长期不确定性影响最大的中小企业提供额外的税收减免。
此外，在当局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之时，中国央行已采取措施放宽货币政策。部分放松房地产贷款限制似乎带来了一些稳定效果，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销售下滑趋缓。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国内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疫情未来的走势以及房地产业低迷带来的连锁反应，包括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除此之外，全球风险也明显增加，在通胀上升和全球流动性紧缩的同时，还面临乌克兰灾难性事态发展的影响。2021年，中国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7%左右，但今年可能不会拉动多少，如果全球复苏停滞，甚至可能成为增长的拖累。
如果下行风险成为现实，中国仍有货币和财政空间做出反应。决策者面临的更大困境不是缺乏政策空间，而是过度宽松可能会加剧风险，这些风险与企业高杠杆和有些情况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过高有关。因此，回归以往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刺激来保持增长目标的传统策略是不明智的。
相反，政策制定者应校准支持方式，使之与中国增长模式的长期结构性转型保持一致。以下政策选项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向更加绿色、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路径转型。
财政支持可以面向加速推进绿色转型，例如，为私营部门投资提供有时限的补贴，同时宣布自2023年起将收紧碳排放交易体系。这将激励企业将投资前置以减少排放，创造短期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并为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做贡献。
为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空间有限的问题，包括帮助他们推进政府的共同富裕目标，迫切需要进行财政改革。当局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财政空间来鼓励此类改革，为地方政府的暂时性收入短缺提供补偿，例如，推出房产税，或实行社会保险省级统筹，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面对国内的不确定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可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鼓励向扩大消费转移。
为缓解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金融风险，中国应制定更有效的措施，让无生存能力的企业退出，对破产金融机构进行处置。这将释放资源，促进信贷资金向绿色投资和中小企业等成长型领域重新配置。
另外，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改善竞争环境，鼓励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例如，进一步放开受保护的服务业可以扩大优质服务的可及性，提升高价值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放开所有城镇地区的户籍制度限制，有助于消除当前的劳动力流动制约，也有助于支撑大城市富有活力的服务经济发展。
面对当前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不应忽视必要的经济再平衡。这需要采取有针对性而不是全面的刺激措施，并要持续关注结构性改革。
（本文于2022年3月4日首发于中国日报）
